作者：Commu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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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
我一直不明白当年苏联解体人民为什么不反对，苏联的军队为什么没有阻止国家分裂？ - Communard的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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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苏联解体仍然被塑造为一个神话般的进程，苏联人民在这之中始终不被视为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要么通过论证苏联是一个残暴不堪的社会，认为苏联的解体本质上是一件最后的上层政治阴谋，要么通过论证市场达尔文主义是人类的天性回归，苏联的异质化经济体系无法阻挡人性的沉默回归
但是事实上在苏联的历史之中，特别是来到了晚期苏联，苏联人民--特别是其中最广大的工人阶级，在这个时刻已经控制了无与伦比的权柄，并且拥有了自我组织的巨大能力，无论是政府方还是反政府方都无法绕开苏联末期极度膨胀的工人权力来推动任何形式的行政计划，苏联解体的最终结局毫无疑问的工人阶级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远比市场激进派或者保守派阴谋家的角色重要得多。苏联人民无法进行选择是一个极大的历史伪命题，在苏联这一旧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土崩瓦解之时，所有人都深入的参与其中，而苏联人民则比谁都更深入的被卷入漩涡中心中。
自从安德烈波夫在柯西金改革的失败中获得权力以来，柯西金式的企业高管结合党官僚体制的苏式国企法团主义造成的利润瓶颈让习惯于陷入分散式改革狂热的苏联政府决定从另一个方向试图解放更大的生产能力，他们重拾来自了赫鲁晓夫的劳动社会学主张的自愿主义学说---赋予工人阶级自治权力，从而让他们选举出自己的管理者推动生产率提升，这个自愿主义的努力的结晶就是《劳动集体宪法》。但是长期浸润于企业爱国主义中的苏联工人在安德烈波夫设下层层阻碍的自治宪法中，将七成以上的原企业领导层选举成为了劳动集体的领导人，而国家赋予民选的企业领导的巨大家长权力也最终被用于企业社区的集体消费主义团结之中，家长制作风在这一年的企业达到了顶峰，近乎免费的企业集体消费辅以企业领导层利用国家资助后的集体工资补助，苏联的工人阶级在这一时代几乎视企业领导为家长恩主，并且对联盟本身和其他企业社区的工人充满冷漠。
不过这种国企法团社会的极度繁荣表象下，对于苏联工人最为重要的一段历史抉择时刻，在一个接着一个改革的快马加鞭中也很快到来了
1988年，陷入了改革狂热的戈尔巴乔夫政府颁布了更加激进的劳动集体改革法令，要求所有企业的所有管理岗位都需要通过工人民选产生并且建立五年任期制度，政府希冀于这条法令可以迅速修补处于冷漠之中的工人阶级和联盟政府的关系。在这条法令的推动下，全联盟如同雨后春笋一般产生了14万个劳动集体自治体(STK)，其中百分之六十三的STK由工人和低级管理人员控制，剩下百分之二十的STK由中层管理层控制，百分之十六的STK由企业原董事控制，不过在另外一些地区企业董事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地位，比如在联盟的工业中心-乌德穆尔特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中，企业董事控制了百分之三十九的STK，而在联盟的心脏-莫斯科，企业董事控制了五成以上的STK组织。
很明显重工业和优势经济工业中国企法团主义思想远比偏远和中小型企业中要欢迎得多，但是同时，突然掌握权力的工人阶级在不少地方也获得了极大的权力优势，尽管他们的STK组织并不反对企业领导，但是权力对立的突然倾斜仍然将毫无准备的工人阶级推上了历史的角斗场。
工人阶级-苏联人民在解体前夕失去权力在这里是一个不攻自破的历史误解，因为事实恰恰相反，陷入改革狂热和危机之中的苏联政府反而寄希望于释放整个国家最后一点，也是难以被估计的活力---工人阶级来拯救联盟，所以愈是接近解体前夕，苏联工人获得的权力就在成倍的增长，而这种权力的倍增体现在了STK对于企业控制的权力的不停加深---直到1990年各地的STK已经基本上完全控制了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企业，并且延伸出了STK的进一步扩大的形态，地区性劳动集体联盟和各种全国性独立工会，同时1990年也成为了俄国未来十年中工人运动和罢工运动最为频繁的一年。
1988-1991年，是最后一代生活在联盟之中的苏联工人第一次直面历史的时刻，从第一个自治的STK机构出现到STK席卷全国控制各地的经济命脉用了不到一年多的时间，而在一些地方，这个过程甚至不用一年就实现了——在战后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生活在逐渐成熟的国企法团社会中，共享着社会主义消费主义的狂热和对官僚国家(nomenklatura)的仇恨，但却在工作上和经济上形态各异的苏联工人群体获得了控制国家命运的权力，以及最终控制自己命运的机会。在这段时间，苏联建立的大型工业联合体迅速的成为了当时苏联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各类的STK，独立工会分子和激进市场改革宣传家打破了国企法团社会的极度封闭，被企业家长制度塑造的襁褓所束缚的苏联工人也挣脱着在走向外部世界。
在苏联末年中央当局和加盟共和国分离主义精英的混乱争斗中，当地被STK控制的大型工业联合体打破了国企社会的篱笆后，当地的工人阶级缓慢的重组了他们的劳动阶级意识和工人国际主义情怀——因为恰恰在这些中央政府放任分离主义精英控制的地区，当地的STK通常会成为联盟抵御民族主义分离的最前线。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988年后的爱沙尼亚Dvigatel工业联合体的STK运动，厂房内16000名工人参与了STK的组建和选举，而迅速的在当地盛行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中这个STK选择反对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的自我孤立和工业隔绝，并且成为了当地和分离主义精英对抗的核心力量，爱沙尼亚的地区性劳动集体联盟组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工人运动组织--爱沙尼亚工人国际运动，并且在分离主义主张的激进市场化和食品商业化政策中，最终投票选择和当地政府结盟，试图发起反独立运动以挫败分离主义精英解体当地工业联合体以及和苏联社会的隔离政策，最终在1990年的在塔林的反独立游戏中，该STK发动的占领议会大楼行动被爱沙尼亚中央党分离主义的中央党视为是敌对行为，并最终被分离主义群众和民兵击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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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支持区域自筹资金的想法，并准备为爱沙尼亚的利益而努力实施；我们将坚决反对利用自筹资金作为经济手段来实现另一目标的企图--国家主义优先。[......]地区自筹资金的基础是，劳动集体是其企业的真正主人，因此，他们自己可以决定生产什么有利可图，生产多少，在哪里出售产品。必须把企业放在劳动集体的手中，而不是放在官僚的手中。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我们的企业在政治和经济混乱的条件下不被移交给爱沙尼亚官僚机构的行政指挥系统
----爱沙尼亚保卫苏维埃政权和公民权利委员会，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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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样典型的例子则是德涅斯特河左岸的劳动集体联盟，普罗涅斯特洛夫的工业联合体代表了这个地区的绝大部分工业人口，同时当地的工人社群在STK选举法令后也迅速的控制了权力，建立了普罗涅斯特劳动集体联合委员会(UCTC)和罢工组织委员会，在摩尔多瓦的分离主义运动愈演愈烈之时，当地被工人组织控制的劳动集体权力机构开始走向反面反对分离主义者激进乃至极端的民族主义对抗和对于工业市场自我隔离。不过普罗涅斯特工业联合体仍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在这里原有的国企法团社会中企业领导层和工人阶级的良好关系在反独立斗争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工厂的领导人接受了劳动集体联合委员会的政治领导，并且和其他的管理人员一起拒绝了民族主义势力向工人社区的渗透。最终愈演愈烈的民族分离主义和当地工人阶级自治机构的对抗导向一场激烈的武装冲突，劳动集体联合的工人们在俄国的帮助下成立了自治武装卫队和摩尔多瓦的志愿者军队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展开了激烈的血腥冲突，并最终导向了另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当然资本主义俄国在战后也逐步摧毁了当地的工人权力成果)
苏联的工人们，特别是处于俄国政治中心之外的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工人们，在1988年以来的权力风暴和分离主义战争中，通过STK的权力自治慢慢的重建起了对于"劳动人民"和"联盟人民"的新的阶级意识，并且开始试图通过手中已经控制的权力避免工业社会和更远方的其他苏联人陷入灾难性的产品缺乏和社会崩溃的情况，他们之中有的试图通过掌握地区工业体把控当地经济命脉，而有的试图用重新觉醒的阶级意识呼吁乃至武装当地工人阶级试图阻止分离主义精英的行动。尽管他们的行动大都失败了，甚至遭到了复苏的俄国资本主义和当地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夹击，但是苏联工人在苏联最后时刻掌握的权力对工人阶级产生了不小的训练影响，摆脱了企业社团社会的苏联工人也展现了一种传统无产阶级的自发政治属性，只不过这份短暂的权力训练最终在某些地方展现的工人权力成果最终在迅速到来的苏联之冬中被迅速摧毁了。
而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中，企业爱国主义却更具优势的占据了当地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主导:
苏联煤矿业的核心地带--库兹巴斯地区，当地在1989年由于苏联对于煤矿需求的减少和减产，消费福利的集聚微缩导致了当地的企业法团社会迅速崩塌，取而代之的STK则跨地区的形成了矿工罢工委员会，在长达一年的罢工中，各个STK组成的矿工罢工委员会在当地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基本取代了当地政府的职能，将近20万名矿工的罢工瘫痪了当地157家企业，罢工纠察队控制了社会治安并且在各个大城市开展了禁酒运动。苏联的矿工群体通常以高度组织化和反政府思想著称，同时八十年代以来苏联煤矿业的萧条趋势促进了矿工群体的集体行动(库兹巴斯和顿巴斯地区)，而在苏联末年控制了矿山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矿工们的STK则被卷入到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联盟政府的对抗中，叶利钦通过《关于改变煤炭等企业经营条件的命令》为矿工阶级开出的极其优厚的企业条件----绝对的经济独立以及无限制的以企业为单位自己出售工厂的煤矿产品以赚取外汇。这个条件受到了矿山的国企法团的一致欢迎，并且成功的转化了大量的矿工社群成为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并决定性的击溃了各地矿区的联盟政府力量。
而与之相对的，在苏联的经济心脏--列宁格勒，当地最大的企业STK组织是传奇的基洛夫工厂工人们组织起来的跨行业劳动集体自治联盟，并且在这里拥有着俄国第一个独立工会--团结工会最大的据点。基洛夫工厂的工人们是国企法团社会毫无疑问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工厂社群遍布城市，同时企业社区里拥有着大量的社区福利设施，每个企业家庭的孩子成年后都会得到一份极其丰厚的红包奖励。而在1988年的STK权力改革后，工人们大部分都成为了激进的私有化支持者--希望基洛夫企业可以迅速的摆脱官僚的控制，然后成为劳动集体内部的私有财产，反而是企业的高管董事集团对于民族主义的号召始终保有中立怀疑的态度。自1990年基洛夫工厂的第二次STK改选后，独立工会"团结"代表着大部分工人的意见控制了劳动集体，并且早于联盟政府陷入危机之前就开始推动基洛夫工厂的私有化进程，在819事变中，企业高管反而被团结工会孤立，而被工会干部控制的STK则号召如果819委员会成功颠覆政府，则基洛夫工厂将会发动支持叶利钦的武装起义。最终叶利钦获得全面胜利后投桃报李，允许基洛夫工人们以劳动集体认购的形式自行分割企业财产和股权(尽管在随后的休克经济中，劳动集体的股权价值迅速萎缩最终被大量抛售)
自从1988年劳动集体联合自治体通过政府的混乱授权获得巨额权力以来，他就迅速的成为了苏联人民的全新的政治中心，并且某种程度上联系了从白俄罗斯到滨海边疆的俄国工人，一种新的工人阶级政治在苏联生命的末期兴盛起来，STK的组织者们都希望通过对于指令计划的斗争来推动劳动自治的发展，同时最为常见的方法通常是转移国家的财产进入企业之中以对抗极权主义和权力的异化威胁。这种新的政治信念即来自对于官僚国家的非政治激进主义敌对，同时也带有全新的权力掌握的对于工人社群的训练。
这种新的政治信念远无法以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左右翼概念来概述，因为他诞生于国企法团社会和阶级意识严重退化的苏联式背景中，同时也诞生于工人阶级突然在这种稚嫩的孤立中控制了强大权力的历史抉择之中:
在这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积极行动的工人阶级，有的在STK控制，管理社会权力的过程中重新发觉了自身对于劳动人民总体认同的自治工人，也有强组织化，寄希望于民族主义者击垮联盟政府从而争取更大社区利益的矿工群体，还有从头到尾都在消费主义和企业爱国主义中沉浸其中的富裕的俄国工人们。
换句话说，对于苏联工人而言，他们在解体末年面临的"政治"选择远比投票和所谓的政党政治要真实得多，同时由于他们自身在国企法团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横向联系的破碎薄弱而产生的极端分化最终没能让工人阶级作为一整个阶级整体在这个历史的抉择时刻发挥作用。
直到今天，苏联的国企法团社会和昙花一现的晚期苏联工人权力运动可以说被资本主义以一种更残忍的姿态所征服了，并化为工业农奴制度(白俄罗斯)，非政治社区国家(俄国)和寡头制度(乌克兰)等等更加不堪入目的形态继续存续。
自从柯西金的单独利润改革以来，苏联的工人阶级就陷入了一个彻底的企业爱国主义难题之中，单独的企业利润带给社区工人的利益远比抽象意义的"工人阶级"能带给工人的要大的多——久而久之国企法团社会就印刻在工人阶级的集体心理状况中，让他们始终相信企业说到底只是一种特殊的共同财产，而官僚机构是阻碍企业这一共同财产获得发展的唯一阻碍。
这点对于无论是重新觉醒阶级意识的爱沙尼亚工人还，是更深的沉迷于企业爱国主义和私有制度不可自拔的基洛夫工人都是共通的共识，他们之间真正的区别在于是否拥有了共同的阶级认同和情感，抑或仍然是拒绝外部的企业爱国主义孤立——由此其实真正意义上苏联晚期对于苏联人民有意义的政治议题只能发散于此，是阶级化的觉醒支持者，还是去阶级化的激进市场斗士。而各种五花八门的所谓政治理念在这里远不如工人阶级自身抉择的重要 : 苏共党人远早于工人阶级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无政府主义者在解体末年和工团分子一样，被分离主义和企业爱国主义肆意左右，自由主义从来都是只有宣传者本身才能决定其内容。
苏联工人话语权的消亡恰恰是随着解体的发生而随之陨落的，兴致勃勃想要成为新时代的小业主的苏联工人们，最终悲观的发现生产者决定权力的时代已经过去，经理和管理者决定性的替代了在STK政治中呼风唤雨的工人阶级——STK的企业自治政治彻底崩溃于解体后各个企业股权分配后，都雇佣了原董事和经理阶级组成的独立经济委员会，并随后演化成了标准的资本主义公司层级结构。
当然，苏联开创的国企法团社会对于社会稳定的意义被随后的后苏联资本主义所发掘和继承，并不停的转化出新的形态，这也是缺乏联系，政治弱感的苏联工人仍然在今天被不断的生产出来和维持原有的社群结构——以寡头或者集中化资本主义商贸的形式。
最终历史发生一次是悲剧，发生两次是闹剧，顿卢寡头企业社群内部的矿工阶级在2014年反对迈丹的暴动中，仿佛如同当年矿工STK联合武装自己对抗苏联一般重演，但是随后引爆的是后苏联时代历时最漫长，也可能即将是最血腥的冲突，再一次苏联式工人成为了民族主义和另一种民族主义斗争的棋子牺牲品，并且原属于他们的历史被一方所窃取，原属于他们的斗争则被另一方所彻底控制。
但最终，随着这场战争的破坏深入，最后的苏联工人们可能将会彻底消失，而苏联最后的遗产也可能将会被苏联遗留下来的钢铁武装所通通摧毁，属于后苏联的一切终将无论是谁愿意或不愿意都将会被以物理的形式埋葬翻篇，而属于苏联人民最后的，短暂的权力历史和重新学习自己的失败也将同样被泯灭————如果工人阶级始终无法掌握自己的历史时刻，那么罗莎卢森堡的"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倒退"，将会是失去历史的工人阶级永恒的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