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觉（知乎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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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前提
这篇文章原初是为了对比卢森堡和列宁的经济学而作，并且更主要的目的是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模型下，重新合法化卢森堡因误读马克思而设定的、错误的扩大再生产模型（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已多有批判[1]）。但后来发现这种思路根本走不通，因此作罢，只好把列宁部分的文字重新整合，作成此文。因此，本文旨在结合《资本论》的分析范式的前提下，对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作简单扼要地介绍，梳理列宁的逻辑思路。若是能让读者得到充分而通俗地理解，那么本文则是成功的。这是一篇科普质性的文章。
就我个人看来，列宁的《帝国主义》一书，是苏马系列社会经济分析的模板。而列宁在此书当中的很多逻辑论证都是直接建立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的分析基础之上，以及第一卷的最后一篇即积累理论。这就要求阅读这个文本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或者说，理解列宁的经济学是需要很强的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作为思考背景的[2]）。当然，相比马克思的精确科学分析（其分析更为具体而精妙），列宁则是站在更为笼统的角度进行论述，引用与阐释为主，并且通篇是论战风格，激进的语言与逻辑分析紧紧结合。
后来的卢卡奇对此评价道：“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概念一方面是一种重大的理论成就，同时另一方面作为经济理论却包含很少真正新鲜的东西，看来是很奇怪。它部份是以希法亭的思想为基础，但纯粹作为经济理论，在深度和出色的程度上是不能跟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所做的漂亮引申相比。列宁的过人之处——而且這是无与伦比的理论成就——在于他把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与目前时代的各种政治问题具体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个新阶段的经济学成为这种关键场合中的一切具体行动的准则。正是因为如此，比如说，在战争期间他才驳斥某些波兰共产主义者的极左观点，把它说成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反对考茨基的‘极端的帝国主义’概念（这是一种理论，希望建立一种和平的国际信任，对这种理论来说，世界战争是一种「意外的」，甚至不是「正确的」道路），最后提高到指责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经济学跟它的政治学割裂开来。”（《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第四章“帝国主义：世界战争与国内战争”[3]）
必须要知道的是，这个文本写于1917年04月，列宁在书中认为：“帝国主义，作为美洲和欧洲然后是亚洲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截止1898年至1914年这一时期已完全形成。”。在这里，必须首先提及“资本积累”的相关问题，如此才能看到列宁的这一文本之于当时形势的重要性和前瞻性。
“资本积累”的问题，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与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的最后一篇以这个主题结尾，而在第三卷的前三篇以其为基础，推导出利润率以及它导致的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资本主义必然规律，这是资本主义灭亡的一切理论的核心与躯干。故而对“资本积累”论述的主题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当然，它不是马克思独创的，而是早从古典经济学派那里便已有之。它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萨伊和西斯蒙第相互争论的主题，也是恩格斯和洛贝尔图斯、列宁和俄国民粹派等人进行论战的理论平台之一。
马克思改造、完善“资本积累”模型的时候，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及其工业化生产，只局限于西欧少数发达国家之中，而在西欧大部分地区以及其他世界，则仍然是独立农民生产和小手工业者居于主要地位。因此，当时的资本积累的水平是十分有限的，不过资本却可以通过加强劳动密度、提升劳动剥削率来弥补这一缺陷（于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特别是第一卷第四篇里面描绘的大量工人阶级生活凄惨的景象，便浮于水面。这是有很强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而到了20世纪初期，卡特尔这些垄断组织的产生，又象征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更新的阶段（这一点详情见下一篇对列宁经济学的解释）。因此有种观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的模型更加“纯粹”了。
所以，到了新的阶段，资本积累又具有新的表现形式和生产方法。这就是对外扩张的殖民政策。如果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前三篇里面提到的“利润率下降”模型，可以知道利润率下降对资本主义生产具有致命性的危险。但是垄断组织的诞生无异于极大地延缓了这一趋势。资本积累、扩大化和社会生产的深层次分工等问题，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而言，通过扩张市场和对外殖民便可解决。因此，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帝国主义》一书便出世了。
二、信用与垄断
我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确实是对《资本论》的发展，并且他结合了金融资本的兴起、用金融寡头的概念来梳理资本的发展史。当然，在恩格斯晚年的时候（马恩在世时也都有提及相关影响），这种垄断式的资本现象便已经存在了（譬如卡特尔），可到了列宁这里才完整地表现出来，尽管现在的资本主义以及相适应的阶级生态，比20世纪初的更为复杂，但这种分析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和历史意义。对这个文本的细读自然是没错的。
就如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彻底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基础一样，列宁在《帝国主义》第一节便直接了当地指出生产的社会化以私人占有的形式得到更高的发展。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这无论是在自由竞争阶段或垄断阶段，必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而在形式上被承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着和令人难以忍受了（痛的不能再痛了）。
垄断式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形式的发展，是以银行作为中介。这一点并不是列宁的独创观点，实际上在《资本论》里就已经提到，只是并没有集中地对“垄断”进行解释：
“再谈谈集中！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大贷款人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中，并且它给与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不仅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的权力——而这伙匪帮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1844年和1845年的法令，就是这伙包括金融业者和证券投机家的匪帮的权力日益增加的证据。
——《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三章“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这是伴随着各种货币市场的兴起、以及大量食利者阶层（游手好闲的借贷资本家）的崛起，从而也诞生了一系列的投机活动、股份公司、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当然，这些都是以信用作为基础的，信用确实对股份公司的联合具有很强的推动性，是股份公司成立的直接基础——而且是生产社会性同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这是建立在发达的货币市场、股票的大量发行，以及银行制度的基础上的。而在这一系列的经济投机活动中，危机必然是相伴相生的（但这里得注意的是，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投机活动只是加剧了这个矛盾而已）。
至于信用本身的内容，不仅仅是债权人以一定数额的价值委托给债务人的信任，或贷款的归还同贷款的取得在时空上分割。更主要的，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语境内，是利息的产生（资本主义是最大的缝合怪）。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未完成的《资本论》手稿里面，马克思早在70年代时候，就同他人谈到各国的——特别是美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危机将成为英国的“贴现”，并且提到了想要纯粹地摆脱垄断回到“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观点，是毫无意义的：
人民要想摆脱垄断组织的控制和大公司（对于群众的直接福利）的毁灭性影响，将是徒然的，这些大公司从国内战争一开始就以日益加快的速度控制工业、商业、地产、铁路和金融业。美国的优秀著作家们公开地宣布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反对奴隶制的战争打碎了束缚黑人的锁链，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使白人生产者遭到奴役。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1878年11月15日。
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敏锐的理论嗅觉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在为《资本论》手稿编排出版时，就已经在同他人交流的书信中谈到了竞争与垄断的问题：
说到大地产与小生产相比的利润率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只能是这样：大地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产生小生产，而小生产又同样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大地产。正如无限制的竞争产生垄断，而垄断又产生竞争一样。这一循环必然同危机、同尖锐的长期的苦难以及整个整个阶层的居民的周期性破产联系在一起，也同生产资料和成品的大量浪费联系在一起；然而可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已大大地前进了，……在我们看来，这个阶段不仅允许而且要求把农业完全过渡到整个社会手里。因此，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恩格斯致鲁道夫·迈耶尔的信，1893年07月19日。[4]
故由此可知，列宁的观点都是建基于前人的理论观点上。所以他随同马克思对银行业的分析，在《帝国主义》书里的第二节，便阐释银行业的作用。资本的集中产生垄断（这就是《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篇的资本积累理论），并且银行通过借贷而支配工业资本，从而形成一种联合性的金融资本。这种金融资本产生自垄断，同时又是促使垄断不断深化和形成的一大动力。二者相伴相生。关于这一点，列宁是在批判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的前提下提出的。
在20世界初，资本国家的银行渠道的密网扩展得十分迅速、布满整个国家，其集中大量社会阶层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统一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要实现这一点，银行业务必然要与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工具理性）。乃实际上是愈来愈多的以往比较“独立的”、确切些说是地方性的同外界隔绝的经济单位，隶属于某个统一的中心。其实，这是集权，是垄断巨头的作用、意义和实力的加强[5]。
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在“整理”亏本的企业时，“把股份资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较小的资本额来分配收入，以后就按照这个资本额来计算收入。如果收入降低到零，就吸收新的资本，这种新资本同收入比较少的旧资本结合来，就能获得相当多的收入。”希法亭又补充道：“而且，所有这些整理和改组，对于银行有双重的意义：第一，这是有利可图的业务；第二，这是使经济拮据的公司依附于自己的好机会。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三章“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所以，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形式同资本的生产形式的运用相互分离，这种分离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具有的必然趋势：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生产资本）相互分离，这全是依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阶层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格化关系的相互分离。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即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且直接渗透到政治国家内部，因此上层建筑无论在政治关系或意识形态观念上，直截地表现为“经济决定论”（所以，持有、或误认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决定论的人，他的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忠诚反映）。
这时候，这种相互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它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而直接组织、参与生产的工业资本家（职能资本家），则是沦为一种附庸的“打工人”[6]地位。至于这一必然过程进行到了怎样的程度，可以“根据发行各种有价证券的统计材料来判断。”（列宁）
根据这一点，本人在这里极有必要地特别提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尽管前资本主义时期，在不同地域的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存在着特定的经济规律以及依赖这种规律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而且在历时性的方面看，它们之间也存在某种必然的相似性，但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期，特别是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阶段，这些不同地域才被“同一化”地统一于一体，从而具有某种“统一”的资本经济规律。因此，认为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存在一条内在同一趋势的演化规律，或者说一种理所当然近似生物学的进化原则，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辉格偶像化想象，譬如，把当代各种意识形态的特定历史形式抽象掉，将历史形式误认为超历史的自然形式（最具典范的莫过于科学拜物教）。
故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之中便提到：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这种论述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性语境的，即，资本主义把前资本主义历史吸收进自身的生产体系之中，因此全球的资本主义化不过是一种“同一化”，把所有国家在资本市场化的竞争之中加以趋于一体，受到资本主义必然规律的支配。因此，这并不是某种具有先验预设的历史宿命论。
三、殖民扩张
列宁在《帝国主义》一书中，不仅对垄断式的资本主义进行分析，而且把这种分析同对外的殖民扩张结合起来。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当时就有卡特尔、托拉斯等等），首先瓜分了国内市场，把本国的生产差不多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因为国内的市场已经不可能满足帝国主义资本的积累了。或者说，资本主义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场。
所以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在早期的自由竞争式资本主义里面，对外主要是商品输出，而资本输出的标志则是建立殖民地、占有原料产地），因此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的极力扩大，这些垄断同盟便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殖民地的扩张和争夺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对原料产地的掠夺）[7]。——列宁认为金融资本是在此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之中具有决定性和支配性的物质力量。
基于以上判断和分析，列宁对“帝国主义”进行五个维度的定义，规定其必然的特征：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第七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垄断是从银行制度和殖民政策之中生长起来的[8]。因此，在资本的投入和转移方面，资本家没有祖国；而在国际资本竞争的时候则是有祖国的，祖国是资本家的一种贸易保护的政治手段。而考茨基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力图兼并”的政治模式，这自然是失之片面的，因为这种思路推至极端，则是导致帝国主义在逻辑上与资本主义的范畴脱钩，帝国主义反而是一种超历史的社会形式。列宁也对此多有大幅度的批判，本人在这里便不再赘述（具体见《帝国主义》一书）。而后来批判布哈林时，亦是具有这种意向的指责，不过在总体上却是持着肯定的态度。
国家内部的产业资本竞争转化为金融资本的垄断，产业资本家被金融寡头替代，而在世界市场上，便是一种资本输出的殖民式竞争，经济性内在地蕴含了极其强烈的政治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从国家内部外延到全世界[9]。因此，资本集中和积聚的现象进化为大资本帝国对世界的瓜分（尽管在自由竞争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便具有这种倾向，但在帝国主义时代，这种倾向则更为全面地表现出来）。
正是基于这一符合经验与历史的判定，列宁看到了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化所导致的必然矛盾[10]，因而质询道：
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它办法呢？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第七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11]
参考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2.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
3.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4.卢卡奇·格奥尔格《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
5.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6.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
7.欧内斯特·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8.欧内斯特·曼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
9.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
10.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
11.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
参考
这里摘取一段较为典型的批判思路：“无疑，从历史上来看，资本主义制度是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样肯定的是，征服新的空间对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给以能动性特别大的推动。但这并不等于说，没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外界，就不可能实现剩余价值了。罗莎·卢森堡的错误在于把世界上的资产阶级看做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把竞争排除在外。的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计算平均利润率时，也是从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出发的，于是罗莎便胜利地援引这一点证实她的论点。但是，她似乎忘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总提纲中明确指出，危机落在‘从整体来看的资本’范围以外；危机正好是从马克思所说的‘各种资本’的现象、即竞争的现象产生出来的。决定资本主义全部能动性和所有发展规律的正是竞争。但是，竞争意味着同其他资本家交换商品。在资产阶级内部的这种价值转移很可能是‘实现剩余价值’的基础。在资本家之间的这些交换范围内，‘整个’资产阶级可以看到，通过同一笔货币流通而相继实现的总利润增加了。扩大资本主义市场的动力是各国、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的发展速度不均衡。不一定要求助于非资产阶级。这个不平衡说明，即使没有任何非资本主义的外界，扩大再生产为什么也能够继续进行；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如何通过资本集中加剧而得以实现。实际上，用非资本主义外界的交换只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一个方面而已。”（欧内斯特·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譬如列宁在他早期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一书中，在考察了俄国工业发展史之后，他作出了几乎与马克思考察西欧工业发展史后别无二致的结论：“俄国工厂工业的迅速发展，建立着巨大的并且日益扩大的生产资料（建筑材料、燃料、金属等等）市场，特别迅速地增加着从事制造生产消费品而非个人消费品的那一部分人口。但是个人消费品的市场由于大机器工业的增长也迅速扩大了，因为大机器工业把愈来愈多的人口从农业吸引到工商业方面来。”（见该书第七章“大工业机器的发展”第十二节）
卢卡奇在他的这本书中，把列宁评价为“是从马克思以来由革命的工人阶级运动所造就的最伟大的思想家。”（见该书第一章“革命的现实性”开头）
恩格斯在1858年10月0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针对于银行制度对各个阶层内闲置着的货币资本的大量整合、集中，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这一强大的技术性业务的动员能力，提到信用只要剥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便具有社会主义意义的强大杠杆作用：“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只要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这里也包括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而这一点，甚至圣西门主义者也是懂得的。”（《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六章“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关于“打工人”一词，本社早在其兴起时便有过评论。欢迎参看此文：打工人，打工都是人上人？！
列宁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批判布哈林把殖民地作为帝国主义特有的产物，实则不然。因为早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便有殖民地化的倾向，但在帝国主义阶段，这种倾向才正式成为一种强力的手段和政策，或者说，成为资本扩张运动的主要实践手段。
帝国主义的经济模式，象征的乃是瓜分世界而非只剥削单独某一个国家，这表示只有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或者说，这些极少数国家的富裕的物质生活，是建立在对其他被殖民国家的剩余劳动强制性占有之上（后来润之根据这一点，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模型）。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欺诈无产阶级的上层和工人运动的领袖，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换言之，麻醉无产阶级以压制其斗争（其实这一点在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中就已经提到过）。不能把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的那些力量忘掉，当时人们对这些力量的低估，就如列宁所批判的那样，“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自然是看不到的”。
基于当时收集到的大量经验材料，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终极目的，便是充分利用集中在少数人——资本的人格化关系表现——手里的大量金融资本，建立起了非常广泛而细密的生产关系和联系网络体，从而不仅控制了大批中小职能资本家，而且控制了大部分的最小的资本家和小业主，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还同另一些国家的金融家集团、为瓜分世界和统治其它殖民地国家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这一切使得所有的资产阶级全都转入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因此，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由金融寡头的压迫、自由竞争的消除引起的全面的反动和民族压迫的加强，所以在20世纪初期，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之中，都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派。这是资本社会恶化的环境使然的。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无非在于资本主义内在地、必然地倾向于无限制扩大化生产，却并不顾及内在的价值与剩余价值本身的实体，也不顾生产条件（相反，它反而极力改善生产条件而不顾商品价值的降低）。这就是为什么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时候，马克思分析的中心不是市场（因为市场只是私人资本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场所），而是“扩大生产与创造价值之间的矛盾”。所以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的最坚实的基础，就是资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崩溃：资本主义产生雇佣劳动，是它自己的掘墓人，这是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造成利润率下降，另一方面则总是产生产业后备军，即过剩劳动力。资本主义无力再生产出它唯一能够创造出剩余价值的实体，于是乎便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在同时期的批判性笔记《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里面，列宁认为，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所以，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比较薄弱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发生的。同时，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是从民族国家中产生的，并且在殖民地之中也可以产生“民族”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