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自知乎答主年糕汤里的鱼板
写在前面：关注笔者的朋友会知道笔者是以读者为中心的文本阅读方法的鼓吹者，这类观点在知乎用户：如何评价2017年10月新番《少女终末旅行》？这个回答的补记里也说了很多，最近笔者的观点又引发了一点讨论甚谁：如何评价知乎ACG领域答主浅色回忆？本文一方面就是为了回应这个讨论而作，但想换个角度，说明为什么本人会反对以作者为中心进行文本阅读；另一方面本文算是关于福柯的一篇报告《什么是作者？》的读书笔记，因此难免琐碎肤浅，引用注释完全不合规范，请大家谅解并酌情阅读。
另外本文仅是为围绕理论和观点进行的讨论，无意诽谤中伤，各位ACG文化生产者笔耕不辍的成果有目共睹，不会为了几句学理争论就损失一丝半毫。无需对本文的和笔者做不必要的猜测，谢谢！
谁在说？作者在说！谁在说作者？话语在说！
作者中心和读者中心两种文本阅读方法间的战火，从巴黎高师烧到了巴黎街头，时隔了半个多世纪后，又在B站视频的评论区里产生了意想不到回响。类似争论如今在中文ACG文化圈里是如此地的普遍，以至于连笔者这种理科生死宅都会随口念叨两句罗兰巴特的名言，“作者已死”。
这令人想起一个不太好笑的笑话：五月风暴时有人在墙上涂了“上帝死了——尼采”的标语，第二天就有人在下面又涂上一句“尼采死了——上帝”。这笑话有一个更现实、更沉重，完全不好笑的版本，1981年9月9日，雅克·拉康，此位“二十世纪最后的萨满”，在他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固执……我正在消失……”对罗兰巴特脱离语境的引用正在制造可笑的结果：如果作者如字面意义那样消隐不见，那被我们津津乐道的莎士比亚、白居易、乔伊斯、卡夫卡或是余华又是什么呢？一边是对作者的高调公开处刑，另一边又是他们阴魂不散，以“活死人”的恐怖形式骚扰着意图将激进的读者中心阅读推而广之的读者们……
于是“作者死了！作者万岁！”，莎士比亚就好像他自己笔下死于非命的老国王，每到夜幕降临就现身纠缠多愁善感的可怜活人。读者中心主义的支持者们对作者的宣判操之过急以致留下祸患，并不是说他们的判决是错误的，并不是说作者仍生机盎然大限未至；而是说他们的处刑出了问题：他们没能将作者杀死两次，第一次是内容的，第二次是形式的。作者实际内容的崩溃在文本中留下了有待填补的形式化缺失，作者并非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个人而作为一种功能仍然在对文本发挥着作用。因此，只有当读者能够指明那些支撑着“作者名义”继续发挥功能之力量的真实面目，读者才可以理所应当地说“作者真的已经死了”。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据笔者所知也没有哪位学者能够完整地完成它，或许借助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可以认为：各种力量借助“作者名义”发挥功能的方式是历史性的，多种多样且不断变化着的，不可能将”作者名义”的运作方式简单地放置到一个颠补不破的公式中去理解。考察研究“作者名义”的功能是一项永恒性的工作。笔者在此篇短文中所能做的，仅仅也是借两位法国后结构主义大师（拉康和一般而言的后结构主义者有区别，但他们对结构主义有类似的批评，因此在这里不严谨地都称为“后结构主义”者）——拉康和福柯之口，为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一些途径。
1969年2月，福柯在法国哲学协会做了一篇题为《什么是作者？》（Qu'est-cequ'un auteur?）的报告。在报告中，福柯分析了现代社会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如何处理作者：在自然科学文献中，作者的名字无足轻重，一个公式或定理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不会因为它的作者而受到任何影响；但在小说和诗歌中，作者的名义却往往被借用来将差异化的文本统一到家族相似性中。甚至一个与“作者风格”大相径庭的稿件可能被判定为伪作，原因仅是它看起来不像是“作者”所写的。对小说和诗歌中“作者名义”的处理演变自于中世纪判断手稿真伪的方法，在这两种情况中，作者都被假定为一个统一（即便有变化也是连续性的）的个人，文本需要借助他的同一性被组织在一起。总地来说，福柯观点的核心就是：
“作者的名字标志着话语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
这也就意味着，在福柯那里，尽管作者在不同文本中的功能千奇百怪，但他们无疑都只是被话语架空了的主体，成为了空洞的“作者名义”/“作者功能”，站在业已消隐的他们背后的是支撑着文本写作的话语。在自然科学话语中，作者的功能本身也已经无足轻重，作者几乎以匿名性退出了统一的话语场域；在文学话语中情况则有所不同，“作者名义”仍被保留，用来将作品组织起来。举例来说，一旦鲁迅作为一个空洞的名义被认定为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他那本《呐喊》的地位就远远要高过《彷徨》，后一本短篇集的价值于是被遮蔽了，更不要说还有晦涩难解的《故事新编》（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观上海虹口公园内的鲁迅纪念馆，考察鲁迅的作品如何在“鲁迅”这个能指的转喻替换关系中被解读的）。福柯的基本观点对应的就是海德格尔那句“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
不过更引起笔者注意的是福柯的如下一段论述：
“关于这种‘作者功能’的第三点在于：它不是通过简单地将一套话语归之于某个个人就可以自动形成的。它是一套复杂的运作的结果，这些运作的目的就是要构建我们称之为作者的那个理性实体。而我们在谈论某个人的‘深度’或‘创造’力，以及他在写作中表现出来的意图或最初的灵感的时候，这种构建无疑就被派定了一种“现实主义”的维度。然而，被我们指称为作者（或构成作为作者的那个人）的那个人，他的这些方面的特征只是一种投射，来自于我们从多少带有些心理学性质的角度入手处理文本的方式：我们所做的比较，我们视为有关而抽取出来的特性，我们指定的连续性，或者我们所实践的排除。”
福柯的行文一般来说直白透彻、条理清晰，但这一段中用到的“投射”概念却不太易于理解，联系到后文提到的“心理学”，笔者认为这正是福柯有意识地与同在后结构主义阵营中的精神分析师拉康所进行的一场对话。在此引入与精神分析理论的互文关系，对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什么是作者”将有所帮助。
登场的就是拉康的L图，在这幅图中，S代表主体，A代表着作为另一个主体的大他者（Autre），a’代表想象中的他者，a代表主体想象性的自我（这个自我形象外在于主体，只是主体的镜像，因此仍然是一个他者）。在L图中，主体S本想要向另一个主体A进行言说，却在想象性移情的作用下，言说并没有真正地面向另一个主体，而是不知不觉间偏向了想象中的他者a’，也就是S→a’,通过对想象性他者的言说，主体在想象界建构了自身的镜像a，主体的言说也经由a’被返还向了自己的镜像那里，形成了a’→a的想象轴，正是这条想象轴线阻断了A→S的象征轴，大他者对主体发送信息因此也受到想象的扭曲，模糊不清。
在L图中，想象轴打断了主体和大他者间的关系，主体的言说根本上变成了自说自话的内主体性，处于“想象之镜”（这是个值得注意的意象，它并列地出现在副司令马科斯的甲壳虫寓言和几原邦彦的动画《百合熊岚》中，想象之镜映射自我、阻断他者的自恋特性也解释了为什么两个文本要同时强调击碎这面镜子，这一行动为也体现了革命性的“神圣暴力”，一种面向不可能实在界的死亡驱力）的另一端，他者主体对于言说的主体而言就具备了“不可入性”。引用拉康自己的话说：
“当主体向他的同类言说时，他使用的是日常语言，这种语言将想象的自我固持为不只是“去绽存”的东西，而且是真实的东西。他不知道在具体的对话被维系的领域有什么，他应付的是a’,a’’这类众多角色。由于主体把它们带入了同自己的形象的关系中，他对其言说的对象也就是他所认同的对象。
据说，我们分析家不可忽视我们的基本假定——我们认为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别的主体，真正的主体间关系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没有可描述主体间性的特征的证言，那就是主体可能会对我们撒谎，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这么认为。那是决定性的证据。我没有说那是其他主体之现实的唯一性基础，那只是它的证据。换言之，我们事实上是在对A1、A2言说，即那些我们不知道的真正的大他者、真正的主体。
他们位于语言之墙的另一侧，原则上我永远不能到达他们那里。根本上说，每当我说真正的言语时，他们正是我的目标，但我经过反射达至的却总是a’、a’’。我总是瞄准真正的主体，然而却不得不满足于他们的影子。主体与大他者，与真正的主体们，被语言之墙隔开了。”
但这又与“什么是作者”有何干系？如果在这里允许笔者玩弄一点文字游戏，说明将更为简单。这个文字游戏就是：A(utre)-A(uteur)。在法语中“他者”与“作者”的首字母都是A，如果将L图中的“他者”更换为“作者”，那这张关于“主体间性”的L图就可以用来表示一种阅读关系：通过文本试图还原作者的读者最终只经由想象性的作者形象返回到读者自身，“作者中心阅读”本质上就变成了一种“自恋性阅读”。每当读者借由“作者名义”提出一种主张时，他实际上在做的都只是借想象中作者形象的手指挥舞着一小片读者自身的镜像，其中暴露的只能是读者主体的欲望真理。有关作者的知识，如果不是最细枝末节的碎片，就只能是“妄想狂知识”。拉康的“主体间性”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主体间不可能性”，由此衍生出的文本理论也就成了一种“读者-作者间不可能性”。
如果只是以上述方式理解拉康的理论，那自然要面临类似贝克莱所遇到的那个“共主观性”问题：既然“存在就是被感知”，那如何才能在不同主体间保证感知的一致性？贝克莱主教在此祭出了全知的上帝，无信仰的拉康也祭出的精神分析版的“担保者”——作为能指场域和符号秩序的大他者。重新回到拉康语境中解释L图，虽然主体与大他者之间的直接关系已被判定为不可能，图中仍然保留了A→S和A→a两条连接线。但这两条线端点上的A已经不能理解为他者主体，而应被理解为处于他者位置的能指场域和符号秩序。正是此种大他者通过无意识之线结构了主体的无意识，同时也结构了主体的视域。主体只能通过大他者提供的眼睛进行观察，大他者允许他看得才能被看到，大他者不允许他看的则成了盲点。于是主体的自恋也成了大他者所规定的自恋，换用福柯的话讲，就是这个大他者使“主体得以成为可能”。对于拉康的理论来说，虽然主体受困于想象性的“内主体性”，但大他者对主体的结构和调停仍然保证了不同主体间最低限度的正常交往，“主体间不可能性”实际上是一种“主体—大他者间性”。再次从精神分析回到文本理论中来，居中调停的存在从“上帝”再到“大他者”，最终变成了福柯意义上的“话语”，阅读阐释行为中的“读者-作者间不可能性”，也被转化为了“读者/作者-话语间性”。当不同读者基于想象中的“作者中心主义”达成共识时，他们实际上并非就某种实证性内容取得了一致，而是进入了同一种话语或是知识型中，在同一个大他者的调解下达成了一致。
所以当福柯在使用“投射”这个概念时，我们应该在作为”力比多投射“的”移情“概念所包含的全部意义上去理解。再次回到福柯的报告，可以发现其与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碰撞要比刚刚提到的更多。事实上，当福柯宣读这篇报告时，拉康本人就坐在台下旁听（这其实是件值得玩味的事，68年，福柯被任命为新建的文森大学的哲学系主任，拉康也在文森大学控制了精神分析系。拉康这个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扫地出门的分析师最后竟堂而皇之地坐到了法国哲学协会的报告厅里。虽然听了福柯的报告没多久，拉康的研讨班就从巴黎高师被赶到索邦大学去了，他的一生被纷争所环绕），会议记录记下了拉康对福柯的当场回应，他的简短回应提供了很多信息，虽不能在本文一一讨论，但仍全部引述：
“我是很晚才接到邀请的。我读了以后，非常注意最后一段，即“返回到某某”的那段。人们可能返回到更多的地方，但是我打的大旗是最终返回到弗洛伊德。在某些方面我非常感谢你。你说出了我想做的一切。对于弗洛伊德，我特别提及这种‘返回’的意义。你所说的一切完全恰当地表达了我所做的一些工作。
其次，在结构主义这个标签所标定的模糊不清的领域中，是否是结构主义，我觉得这并不只是一个否定主体的问题。它涉及主体的依赖关系。这极其不同。特别在返回弗洛伊德的层面上，主体的依赖涉及到某些真正的东西。我们可以在‘能指’的术语下分离出它们。
第三，我很快就说完，我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结构主义不上街”，五月事件表明有某些东西明确地显示出它们恰恰上了结构的街。人们提及上街这一事实不外乎内在于行为的东西。人们可能称之为行为，但经常甚至一直太简单地理解行为，曲解了行为本身。
第二点中，拉康提到了主体对能指的依赖关系，如果没忘记大他者也可以被定义为”能指的场域“的话，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其实在前文中已经讨论过了。如果”能指是向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的东西“，那主体就是被一个能指向另一个能指所表征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第一点：拉康提到了“返回”，如果对拉康有较多了解，可以知道他在说自己的“返回弗洛伊德”这句口号。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返回”绝对是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仅举一例就可略知一二，弗洛伊德有一句“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汉语曾被译为“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但拉康在一番强力解读后将其译为“在它所在的地方，我必在那里生成——这是我的责任。”
令拉康激动不已的是福柯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不同于之前讨论的被话语所架空了的作者，那些被意识形态掏空了嘴巴和脑壳的，传声筒般的，愚不可及的，“被划了杠的”写作主体，福柯论及了另外一种作者，一种“话语的开创者”，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就是这一类作者（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并列，在60年代的法国并不是个例，可以参考阿尔都塞的《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他们并非完全将自身的功能铭刻到既有的科学话语中，而是在话语中引入了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值得后人一再地返回，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带有生成性的行动，甚至可以在德勒兹的意义上将其理解为向着原始文本的“永恒回归”。
“始终会有向着文本自身的回归，具体而言，是带着对那些在文本的缝隙、空白和缺席中体现出的东西的特别关注，回归一个原初的、不加修润的文本。我们回归那些空洞的空间，它们被遗漏所掩盖，被带有误导性的虚假的充足所隐匿。”
话语的开创者不会在一开始就对话语进行形式上的概括，而是将话语敞开，面向更多可能的应用。他们邀请着读者带着新的视野不断返回到开创话语的初始点。正是在对这种作者的不断返回中，话语实践将发生转型。这类作者提供了一个永远无法穷尽其意义的“原初场景”，每一次以不同的方式回归其中，就可以获得一个崭新的“精神分裂主体”。也不怪拉康被福柯的论述鼓舞，弗洛伊德作为一位话语开创者的形象不正是为拉康对他的所进行的激进重构提供了合法性吗？
在揭示”作者名义”/”作者功能”背后的话语运作，以及区分了两种作者之后，福柯讨论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
“我这样说似乎是在呼唤一种文化形式，小说于其中将不再会受到作者这一角色的限制。然而，想象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虚构能以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运作，小说将在每一个人的掌控之下，并且小说可以自由发展，不用经过一个必要的或约束性的人物，这是一种纯粹的浪漫主义……我认为，随着社会的变化，在变化进程中的某一特定时刻，作者功能将会消失，在这一情形下小说和它的多义文本将依据另一种模式进行运作，但这一运作仍要在一个制约系统之下进行-------这一制约系统将不再是作者，而是另外一种需要被确定或经验的东西。”
这只是一个模糊的愿景，福柯自己作为一种新话语实践的开创者并未给出不容置喙的实施方案。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正是在邀请后人带着当代视野下的问题意识不断地进行返回。或许可以带着少许调侃心态将福柯和拉康的论断拼接在一起：“是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搞清楚这一点“是我的责任”。
参考资料
[1].米歇尔·福柯,《什么是作者》，这篇文章版本较乱，本文综合了豆瓣ID巴奴日的汉译版（https://www.douban.com/note/234919866/）李康、张旭的汉译版（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801662/）两个版本
[2].雅克·拉康，《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Ⅱ ,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1955》,转引自吴琼,《雅克拉康 阅读你的症状（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的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