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伊·德波逝世28周年：一个坚持欲望的战略家的一生
作者：沋奚
文章转载自沋奚，转载已经过原作者同意
“我们像漫无目标的孩子那样，进行着我们漫无止境的探险。”
——居伊·德波
1931年12月28日，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巴黎边缘地带的穆宰伊街区（La Mouzaïa）诞生，四年后，他的父亲因肺结核离世。30年代，德波被诊断患有气喘，此时他所处的资产阶级家庭也遭遇经济危机的重创。在此后的青春期里，德波很快便踏上了他那激进的探险之旅。
德波在晚年回忆青春时说道，“我慢慢地却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探险的生活，而且我有意如此。我不能想象只为了获取职业技能、最终可以守住一份工作而学习。因为这一切看上去与我的趣味格格不入，或与我的观念截然相反。”（《颂词》）
中学时期的德波在大量阅读各种历险故事和诗歌后成了一个早熟少年，随后的1951年，刚完成中学毕业会考的德波在戛纳电影节上第一次见到了当时初露锋芒的先锋派——形符主义者（lettrist），在观看过形符主义创始人伊祖（Isidore Isou）的电影后，德波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个新颖的先锋运动团体。
次年，1952年，德波与形符主义团体中的左翼同志联手，宣布与旧形符主义运动决裂，同时沿用形符主义的名头，共同创建了革命化的形符主义国际（lettrist International），他们深耕于文化领域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反艺术和城市规划等领域提出了很多新颖的社会主张。后来影响深远的“情境”（situation）和“景观”（spectacle）的概念，最初正是德波在这一时期初步提出的。
同年，德波上映了自己导演的首部电影：《为萨德疾呼》（Hurlements en faveur de Sade），这部电影的实践比形符主义前辈来得更加大胆——纯黑屏与纯白屏的交替、只是偶尔出现的画外音、62分钟的时长、真正的无厘头——德波激进地贯彻了形符主义的“反电影”理念，当然这也是他暂时的执念，德波后来的电影全都回到了电影技术本身的交流功能上，采用了稳定的叙事结构，不再留恋所谓的先锋艺术。
1953年，伴随着形符主义国际同伴的嬉笑，22岁的德波在塞纳河边的墙上用粉笔写下了一句“永不工作”（Ne travaillez jamais），从此以后，终生再未参与任何雇佣性的工作。晚年的德波在著作中回击反对者时说，“我非常了解我的时代。永不工作需要极佳的天资。……我对“工作”的拒绝遭到了误解和谴责。我当然没有声称要用某种道德理由来修饰这种态度。我只不过是喜欢做我最热爱的事。”（《“这坏名声...”》）
1954年，德波与形符主义国际成员米歇尔·贝亨斯坦（Michèle Bernstein）结婚，二人在婚姻中始终保持着开放式关系。也是在同一年，德波与他的一生挚友阿斯格·尤恩（Asger Jorn）相识，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手足，同时也是革命路上的同伴。
1957年夏，形符主义国际与想象主义包豪斯国际运动（Movimento internazionale per una Bauhaus immaginista）和伦敦心理地理学委员会（London Psychogeographical Committee）合并，在统合了目标与行动后，他们史无前例地创立了一个将艺术及文化活动与政治活动紧密相连的国际革命向组织——构境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1960年10月，德波参与了于法国举行的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示威活动，1960年末，他又参与了于比利时由七十万工人举行的总罢工。在1960年至1961年间，德波还是法国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的成员。
1963年，日本的学生革命组织“全学联”（Zengakuren）的两名日本代表在前往国际会议的途中驻留巴黎，他们通过构境国际的中央公报提供的地址，多次拜访了德波。双方趣味相投，相处极为融洽，德波直言与日本革命者的接触是几个月来最好的一段公共关系，他借此机会推进了构境国际的几篇文章在日本的传播。
六十年代中期，构境国际对行动方向进行了战略调整，开始专心对资本主义秩序本身进行专门化的革命批判，在活动重心上，从先前艺术性、文化性的活动转移到了革命行动的理论建构及革命颠覆活动上。
1967年，德波出版了他的著作《景观社会》。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五月革命，德波积极投身斗争，与运动中的同伴共同创建了激愤派与构境国际委员会，以及维持占领理事会（CMDO），二者皆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年前出版的《景观社会》在反资本主义的浪潮中成为了革命行动的重要理论给养，反景观的标语被当时的革命者带到了法国各地的墙上，书中的观点后来还进一步影响到了欧美的左翼运动。
1972年，构境国际在德波等人的战略判断下宣布解散。此后，德波长期移居西班牙和意大利，前去异国他乡，是为观察革命形势。
1988年，德波出版了《景观社会评论》，对景观社会近来的统治实践进行了评论，并将此书献给了遭遇暗杀的挚友勒博维西（Gérard Lebovici）。次年出版自传《颂词》（Panégyrique）。
1993年，德波出版小册子《“这坏名声...”》（cette mauvaise réputation...），回击了多年来那些罔顾事实的攻击者。这是德波最后一次集中性的抗争。
1994年，因长期酗酒引发的多发性神经炎已无法忍受，德波选择和以往一样，把生命的控制权留在自己手中，正如酗酒问题正是他的毕生之作：11月30日下午，居伊·德波在家中饮弹自尽。
此前不久，德波在一封寄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说道，“1994年11月末以来，这的确变得非常痛苦。正如所有无药可救的顽痪，一个人既不寻求也不接受治疗，便会赢得很多东西。这与因一时不慎而追悔莫及地感染上的那种疾病恰好相反。此时，人们需要的反而是顽固地忠实于自己的一生。”
生前的德波没有出现任何精神病理化的症状，也没有陷入悲观、遁入虚无，而是在穿越各种纷繁幻想后将本真的欲望坚持到了最后。这位一生坚定的革命者，自始至终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存论姿态继往开来，用他根植于骨髓的斗争激情，也靠着一杯皆一杯的酒精，在这个险恶的时代中保持着愉悦。
德波曾在与阿甘本的交谈中称自己为战略家，这一自我判断，依据的是德波自己长期以来对马基雅维利、克劳塞维茨、孙子等众多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深刻学习，更为重要的根据，当然是德波在个人和集体事业中的战略实践经历。也正如阿甘本所说，“德波将他的时代视作一场不间断的战争，这场战争使得他的整个生命都参与到了一种战略之中”。
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来说，这种穿透现实的战略意识已经遗失太久。
“那个颠覆世界的处方，我们无法在书本上找到，而只能在游离之中去寻觅。”
——居伊·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