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逻辑与哲学史 ———重读日丹诺夫1947 年6 月24 日的讲话
○张 亮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摘 要〕日丹诺夫1947 年6 月24 日的讲话的实质就是用斯大林主义的政治逻辑去规范哲学史研究,从而让本应客观公正的哲学史研究成为政治权力的顺从婢女。它的出现不仅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而且也对当代中国人的哲学史观念构成了实质性的影响,成为妨碍人们真实地面对哲学的历史、思想的历史的僵化教条。 1947 年6 月24 日是历史上平常的一天。是日,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出席会议,做了一个频繁引起“笑声”、“掌声”、“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的发言。自然更没有人会料到,这篇2 个多小时的发言几个月后就传入中国,由解放区而至全国,强有力地改变并重新塑造了一代中国人的哲学史观念。即便在没有多少人知道的这篇讲话的今天,它的精神依旧梦魇般地束缚着当代中国人,成为束缚我们去真实面对哲学的历史、思想的历史的僵化教条。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审查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该书是亚历山大洛夫根据自己 1933 年以后多次讲授的讲稿写成,1945 年初版,1946 年再版,它的出版得到了包括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官方理论刊物的热烈赞扬,已被苏联高等教育部审定为大学和高等学校人文科学系的教科书, 并由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推荐为斯大林奖金的候选图书。〔1〕但不幸的是,日丹诺夫今天不是来给自己的下属捧场的,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宣读苏共中央、斯大林对这本书或者说对这本书所体现出来的、具有路线错误的非政治化- 学理化哲学史观念的死刑判决。 就像西方学者曾指出、苏联官方哲学家后来也含蓄承认的那样,〔2〕在1931年苏共中央通过决议清算了德波林学派之后,苏联哲学家就已经不再需要进行辛苦的哲学研究和争论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绝对真理已经被发现,人们只需要对它们进行理解、诠释和论证就行了;而在1938 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之后,苏联哲学家则干脆失业了,因为斯大林已经通过撰写《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终结真理了,于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被取消,除了人文科学各系外高校停止了哲学课———改上联共(布) 党史了!
与哲学研究的终结相对应的是哲学史研究的相对繁荣,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苏联哲学家想逃避现实,而还是在于斯大林:真理当然已经终结了,但总是要让人民明白真理为什么会终结、以及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在苏联终结了呀! 于是,在编写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的计划事实上陷入停顿的同时,一个7 卷本的哲学史编写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张了。在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很多极有价值的科学研究都被迫下马了,而这部《哲学史》的编写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倒进展顺利:1940 、1941 、1942 年分别出版了前3 卷。斯大林对《哲学史》的第1 、2 卷还是比较满意的,于是决定授予它们斯大林奖金。可是《, 哲学史》专论德国古典哲学的第3 卷出来后,却遭到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严厉批评,因为该书的作者们居然没有强调黑格尔体系与方法的内在矛盾、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在卫国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该书作者们竟然有意无意地颂扬日尔曼民族的优秀哲学传统,这岂不是为敌国张目?! 官方明确表示,已经颁发的斯大林奖金不包括第3 卷,当然,该书的后4 卷也用不着出了。〔3〕 亚历山大洛夫是7 卷本《哲学史》的主编之一,不过,他显然没有受到第3 卷事件的影响。作为当时苏联哲学界的实际负责人之一,亚历山大洛夫自然明白,在《哲学史》第3 卷受到严厉批判以后,出版自己酝酿已久的《西欧哲学史》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不过,他显然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比较有把握了,而且,他也希望能给哲学界今后的工作提供一个科学研究的示范。总的看来《, 西欧哲学史》应当是一本比较实事求是、具有一定科学性和个人创见的学术著作,尽管从西方的角度看它可能已经非常斯大林主义化了。 作为哲学真理的终结者,斯大林一向关注哲学界的动向,加之亚历山大洛夫又是党的高级干部,所以《西欧哲学史》很自然地进入了他的视野。不过,糟糕的是,斯大林此时心情不太好,因为尽管卫国战争胜利了,但在文学艺术领域却出现了令他不快、甚至愤怒的自由化倾向,他此时正在文艺界亲自领导一场新的批判运动。〔4〕《西欧哲学史》让他警惕地意识到:自由化的倾向同样存在于哲学界!在亚历山大洛夫的著作中,哲学史研究并没有像哲学研究那样自觉地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这无疑是在重复德波林之流当年所犯之无视哲学的党性、理论脱离实践的严重错误!〔5〕这种错误必须得到改正! 于是,斯大林召见米丁、亚历山大洛夫等人,就哲学研究以及《西欧哲学史》做出了系列指示。由于该文献始终没有公开发表,所以我们不知道在接见上述哲学家的时候斯大林究竟说了什么,但很可能并不是特别严厉,因为在1947 年初苏联科学院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组织召开的、有15 人参加的小型讨论会上,大多数与会者、包括米丁这个当年在斯大林的直接指挥下负责组织实施了围剿德波林学派战役的老牌红色哲学家都还是在为《西欧哲学史》唱赞歌。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整个苏联哲学界都出问题了! 在《联共(布) 中央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公布16 年后的今天,〔6〕哲学界竟然还是有人不明白:哲学就是应当为政治服务,哲学就是政治的附庸! 正是为了解决这种具有普遍性的严重路线问题,斯大林派出了日丹诺夫。
日丹诺夫是1934 年以后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最忠实、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斯大林小女儿的老公公,正是通过他的高压掌控,斯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得到了成功贯彻。受斯大林的指派,日丹诺夫当时正在具体领导对文艺界的批判运动,在1946 年到1948 年他去世前的两年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骂苏联文学艺术家的娘。〔7〕不过,在繁忙的骂娘之余,他还是抽出了宝贵的时间在关心哲学领域的路线问题。他首先以苏共中央的名义宣布1947 年初的讨论会不具有代表性、形式有缺陷,由此下令重新组织讨论会,并从全国各地调集了近百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从6 月16 日开始,先后有40 多位与会者做了大会发言,另有30 多人做了书面发言。由于这次与会者都听懂了“招呼”,所以路线完全正确,大批判的氛围很快就营造起来了。就在这种情况下,6 月24 日,日丹诺夫终于踩着鼓点、在人们的热烈掌声中施施然出场了。和斯大林一样,日丹诺夫也没有念过大学。十月革命胜利前他忙于革命工作,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则忙于领导工作,相信没有什么时间用来补习文化,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著名理论家和天才的宣传家”。但凡读过日丹诺夫各种报告、发言和演讲的人大约都会有这种感觉,即这个经常接受酒精深度刺激的大脑对斯大林主义的确有一种非凡的领悟能力,他总是能够像地震仪一般精细地察觉到任何有违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动向,进而完全按照斯大林主义的要求对文学艺术和理论研究工作进行强力推动。这一次也是如此。一上来,日丹诺夫就谦虚地宣布自己只是一个“在哲学海洋中航行的见习生”,结果引来大家的“笑声、鼓掌”。〔8〕但接下来他就非常不谦虚地以党和国家的名义为哲学史研究确定了5 个起码的要求。〔9〕 第一,日丹诺夫认为哲学史必须有统一的对象和确切的定义。作为一个称职的哲学史家,亚历山大洛夫清楚地看到,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近代,西欧哲学研究的对象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之大以至他难以给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下一个确切的统一定义。我想,但凡认真而公允地对待哲学的历史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但日丹诺夫不这么看,他敏锐地察觉到:如果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哲学史定义,那么,由马克思创立、斯大林系统阐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怎么可能终结真理、终结以往的旧哲学呢?“因此,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10〕
最初读到这段文字,我想当然地认为日丹诺夫下面该引用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相关论述了,因为他的上述观念正是这些论述中歪曲地引申出来的,结果,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日丹诺夫引证的居然是恩格斯《反杜林论》草稿中被删除、替换的一段话:“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想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生产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11〕
仔细一想,我随即明白了日丹诺夫的用心:从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相关论述中他是不可能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的终结者,而斯大林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终结者这种结论的!
第二,日丹诺夫强调哲学史研究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成就为基础。从字面上看,日丹诺夫的这个要求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接下来的言论就很有些不对劲了:日丹诺夫批评撰写《西欧哲学史》的亚历山大洛夫不关注地处东欧的俄国哲学发展史是毫无道理的。写西欧哲学史干吗要联系俄国哲学史呢? 日丹诺夫的理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西欧哲学的关系是一种具有质变性质的终结关系,所以,俄国哲学史就不仅重要,而且与西欧哲学史具有本质联系,要不然俄国怎么可能诞生列宁、斯大林这两个伟大的、在真理终结之后系统阐述了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呢? 由此,日丹诺夫义正词严地指出,哲学史研究不能按照其自然发展的顺序加以历史的研究,而应当瞄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即斯大林主义这个目标进行目的论式的回溯,否则我们将无法保证哲学史研究能够得出符合党和斯大林同志的要求的科学结论。
第三,日丹诺夫认为哲学史的叙述应当是创造性的,而不应是烦琐哲学式的,它必须与当前的政治任务直接联系,以便说明这些任务,并指出哲学继续发展的前途。有了前面的铺垫,日丹诺夫的这个要求就很好理解了:历史上的哲学和哲学家究竟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为党提供什么,如果不能为党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那就让他们见鬼去吧! 哲学史研究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让党需要的东西凸现出来,让党不需要的东西见鬼去,否则就是在搞烦琐哲学!
第四,日丹诺夫要求引用的文献应当是经过审查的,是完全可靠和适当的。引文应当恰当、准确,这个要求本身并不过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引文是否恰当、准确。在日丹诺夫眼里,这个标准决不是引文是否能够正确地说明和解释问题,而在于说这个话的人必须是党认为没有政治瑕疵的历史人物和现代人物。那么,什么人肯定没有问题呢? 从原则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个四个经典作家的言论是可以引用的,但其中也有些细微区别:马克思有些结论已经过时了,恩格斯的某些结论(比如关于沙皇俄国的侵略本性的言论) 是不能接受的,列宁没有看到新出现的很多新问题,所以,完全可靠和适当的文献就只剩下斯大林的了。
第五,日丹诺夫认为叙述的文字应当是明确易懂、使人信服的。和前一条要求一样,这条要求本身也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同样在于用什么标准去评判叙述的文字是明确易懂、使人信服的。这个标准自然同样来自党和斯大林。只要党和斯大林同志认为是明确易懂、使人信服的,那就好。至于这种明确易懂、使人信服的文字是否正确表达了哲学家的本意并不重要———尽管斯大林同志没有专门学习过哲学,他的哲学知识主要是在20 年代后期与布哈林等人的理论论战过程中由个别御用红色哲学家突击补习的,但他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天才呀! 如果连斯大林同志也看不明白的哲学语言,那就说明这种哲学语言一定是有问题的。
日丹诺夫的讲话结束之后,全场响起“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次日,亚历山大洛夫上台发言,热泪盈眶地感谢日丹诺夫同志拯救了他,表示今后一定要坚定地沿着斯大林同志和日丹诺夫同志指明的正确方向前进。随后,大会胜利闭幕。 在差不多60 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自然不难看出,日丹诺夫其实是在用政治的逻辑去规范哲学史研究,目的是让本应客观公正的哲学史研究成为政治权力的顺从婢女。在这个意义上,亚历山大洛夫的屈服是一种象征,它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史研究在斯大林时代的彻底死亡。在此之后,日丹诺夫教条洋洋自得地成为每一个苏联哲学史家的“第二天性”,除了它,苏联哲学史家们已不知道还有其他能够进行哲学史研究的范式或方法了。对此,我们只要看一看此后苏联按照日丹诺夫的要求创作和出版的大量难以卒读的哲学史著作和教材就可以确诊了。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日丹诺夫这个名字以及1947 年6 月24 日这个讲话了。即使是知道它们的人,也总觉得那似乎是一个关于别人的虚无缥缈的故事。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因为在10 个月后,这篇发言就被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革命家李立三在晋察冀解放区翻译成中文出版,先在各大解放区广泛传播,接着在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和《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一起成为中国哲学家们的必读书目,深刻地改变、重塑了那一代中国人的哲学史观念。作为这种思想改造的积极成果,60 年代初,脱胎换骨后的中国哲学家们创作和出版了多种《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这些著作的文字无疑是中国的,但它们的灵魂却是苏联的。日丹诺夫在中国复活了! 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之后,日丹诺夫的这篇发言和《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一起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但它的不在场却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在场:改革开放20 多年以来我们创作和出版的各类哲学史著作在基本观念上和文革以前的著作有实质性改变吗? 这也就是说,以直接受日丹诺夫教条影响的那一代哲学家的思想和著作为中介,日丹诺夫教条对当代中国人的哲学史观念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人们并不知道这种观念的源头来自日丹诺夫。
我注意到,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反思传统哲学史观念、探索符合历史真实的思想史的新写法。在此过程中,他们对多种思想影响进行了反思与清理,惟独没有提到日丹诺夫及其讲话。〔12〕我想,这多少有些本末倒置的味道。因为在我看来,重写哲学史或思想史,首先必须从破除日丹诺夫教条开始,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让日丹诺夫教条的幽灵现形。否则,我们的努力多少有些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巨人式的反讽意味。
注释:
〔1〕威特尔:《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哲学之历史的和系统的概观》,周辅成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 第212 - 214 页。
〔2〕参见鲍亨斯基:《苏俄辩证唯物主义》,薛中平译,商务印书馆1965 年版,第36 - 47 页;费多谢耶 夫:“在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苏联哲学资料选集》第1 辑,上海 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
〔3〕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六卷上册,侯鸿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版,第 464 - 467 页。
〔4〕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66 - 269 页。
〔5〕米丁记录整理《: 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 哲学译丛》1999 年第2 期。
〔6〕《联共(布) 中央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张念丰等编译:《德波林学派资料选 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7〕在这两年间,日丹诺夫曾代表苏共中央对文学艺术问题发表过多次气势汹汹的讲话,参见日丹诺 夫:《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版,第13 - 77 页。 〔8〕〔9〕〔10〕日丹诺夫:《苏联哲学问题:日丹诺夫在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 立三译,华东新华书店1949 年5 月三版,第2 页,第3 页,第4 - 5 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63 页。
〔12〕参见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