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专责制与苏维埃工业经理人，1928-1937 选译
作者：Hiroaki Kuromiya
前言：这篇文章是由学者Hiroaki Kuromiya（黑宫广昭）所写的一篇关于1928-1937年间苏联工业经济的管理者的研究。本来我有意全篇翻译，但是在遍历这名作者的其他作品之后，我十分难绷，于是决定选取一部分我觉得可行的内容翻译。不过总体来说，这篇文章更多地是一篇综述性的文章，所以我不会做过多的删减。
序
1929年9月，全联盟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决议号召在工业企业中“建立并强化一人专责制（edinonachalie）”。这项决议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工厂的政治与管理结构，以满足高速工业化的需求。这是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
西方学者将一人专责制视为斯大林主义国家不断增长的朝着集中化与独裁化发展趋势的一个缩影，他们特别强调了一人专责制的三个方面。首先，一人专责制是一次深思熟虑的尝试，其试图创建一个在工厂中拥有专制[despotic]权力的领导阶级[‘nachal’stvo class]（或者“小斯大林们”），并“稳定失控社会的乱流”。第二，一人专责制在工厂中剥夺了党与工会组织在工厂中的权力，迫使他们“远离工人”并充当“小斯大林们”的工具。第三，作为前面两个部分的结果，一人专责制反复向经理们灌输“权力的滋味与运用权力的快感”并允许他们用“铁手套（iron gloves）”来控制他们。
虽然这种标准解释确实有其道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其中内含的矛盾。比如说，如果党的领导层希望通过专制的[despotic]管理者权力来稳定工厂，那他们又为什么与此同时不断地动员工人来批评这些经理人？此外，如果一人专责制是一项深思熟虑地制造“（在他们身上）粗暴（grubost）成为一种美德”的专制管理者的举措，那为什么在1937-1938年间许多的管理者干部都被贴上“大人物“（vel’mozhi）的标签并因”专制“权力——尤其是传统观点上那种自1929年以来一人专责制中隐含的专制权力——而遭到清洗。这些矛盾看上去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学者很少关注一人专责制对于党的领导层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其发展的政治背景，并且只注重引入一人专责制的结果。
按照党领导层的设想，一人专责制是比“一人管理“或者”一人统治“更复杂的概念。党领导人们从来没有将一人专责制与专制权力联系起来。他们也从来没有打算利用它来反对工人管理。一人专责制意味着一种制度化、负责任的一人管理制度，且在工人的控制之下；它还体现了一种深思熟虑的尝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训练康米党员经理人，从而使一人专责制成为真正的一人管理制度。……
在列宁时代与斯大林时代，一人专责制一直都是行政体制的指导性原则。其最早在1918年引入。……按照列宁的构想，一人专责制事实上表示一种行政管理民主化的具体概念……列宁不仅关注组织方面（单人管理与合作管理），更重要的是，他关注参与管理的人。一方面，一人专责制是苏维埃干部，那些在相关行政职位上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的行政能力与技术能力问题。另一方面，一人专责制是一个严格的责任问题：虽然干部依照工农政府的政策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并对之负起个人责任，但工人和农民同时也要帮助这些干部，并通过“控制“的方式来“进入行政领域”，也就是说，通过检查、监督以及核实干部们的工作，而非取代他们（的方式来参与行政管理）。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人专责制是“走向民主化的一步”。其并非“工人管理的反面”，而是将工人管理（正如列宁所定义的那样）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
然而，一人专责制的原则并没有改变其多变的组织形式……一人专责制的含义发生了许多次改变……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一人专责制的含义几乎只是工会不干预工厂管理层按照市场规则运作……
一人专责制的问题是在1928年，对被指控从事“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专家而发起的沙赫特大审判所引起的阶级警觉的政治氛围中提出的。1929年初，党的领导层公开展开了对一人专责制的宣传活动。九月决议是其标志。这场运动是党的领导人对1928-1929年工厂政治危机的反映。这场危机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由于缺乏技术专长，康米党员（红色）主管变成了他名义上的下级，也就是技术主管（总工程师）的跟班，而后者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也就是没有无产阶级背景的非共产党员。这场运动旨在消除这种双主管的二元论，并使红色主管的单一管理命令制制度化。运动强调（红色）主管对生产技术问题上的责任，敦促其掌握技术知识。
第二，管理上的单一指挥命令制被党与工会组织动摇了，这导致了1928年工作纪律的严重恶化。一人专责制运动尝试通过加强管理权威，消除主管、党与工会的三重管理平行制。这种平行关系“削减了主管对生产的义务”并导致“实际上缺乏对生产的控制（beznachalie）”。
第三，管理工作事实上已然取消了工人管理。党的领导人认为，正是管理人员对工人的批评不闻不问，破坏了管理权威与管理义务。一人专责制运动尝试加强管理权威与管理义务，通过工人的“创造性活动”和“生产积极性”（譬如社会主义竞争与冲击式运动[udarnichestvo]），从而复兴工人管理与工人对管理活动的参与。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场运动源自于高速工业化的需要：其试图建立强大高效的管理。不过，这场运动同样代表着一种似乎有损于工业直接利益的策略：这场运动体现了党的领导层减少对“资产阶级”专家的由来，并提拔与训练康米党员与工人干部。最终，这场运动带来了曾经困扰着列宁的问题：苏维埃干部们的管理和技术能力，以及他们必须恪守的责任。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将分别处理工厂中政治危机的三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