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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在新文化运动中被划归在保守反动的阵营里，至于他“我不觉得我是反对他们的运动”的辩白，自然是无人过问的[1]；于死后成为互联网意识形态风暴的又一个中心，然而无论支持或反对者，也都不过将其当作一个抽干了的历史符号，对他本人的所思所言——其中尤其关涉到同社会主义的关系——反倒是不屑一顾。这样的境遇，想来也颇有些令人唏嘘，这一方面固然是复杂的政治局势所致，另一方面也同梁过分纠结的思想脱不开关系。我对于梁知之不多，不过是摘出来的几句只言片语，在此做一个拼凑，难免有错误疏漏之处，贻笑于大方之家。对于真正想了解梁漱溟思想、理解梁毛之争，而非仅仅停留于赛博意识形态争论的人，还是请多多看书罢。
一、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
梁漱溟被视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不过他究竟保在什么地方呢？事实上，梁绝非一个“反对科学与民主”的封建遗老，相反，他对于中国文化缺乏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是有颇多指责的：
句句都带有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凡是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说学术不分（全集一卷356页）
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在个人也不得自由。因为照那样，虽然原意只是把大家伙一同往前过活的事，由他一个人去作主拿主意，但其势必一个个人的私生活，也由他作主而不由个个人作主了（全集一卷364页）
这两种精神(科学和民主)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即我们对所谓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
由此，梁漱溟反倒谈起改造政治意识之必要来了：
我们大多数国民还依然是数千年来旧态度，对于政治不闻不问，对于个人权利绝不要求，与这种制度根本不适合；所以才为少数人互竞的掠取把持，政局就翻覆不已，变乱遂以相寻。故今日之所患，不是争权夺利，而是大家太不争权夺利。只有大多数国民群起而与少数人相争，而后可以奠定这种政治制度[2]
那么，梁又是何以走到一条“保守”的路径上去呢？梁远不是从激进的态度中回退，而是更向深去一层，追问道：“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是怎么被他得到的？……这样东西为什么中国不能产出来？”
最终，他把问题的根源一折到文化之路向与意欲上去了：
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然则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源的意欲
从根源处的意欲出发，梁漱溟区分出了三种不同的文化路向，即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与“以反身向后为根本要求”的印度文化。然而，在梁漱溟的理解中，三种文化之间与其说是前后相承或高下之别，倒不如说是各有其发展道路、与时事适宜与否罢了。历史单向度的进化论，是为梁漱溟所坚决反对的：
他们不承认中西可能殊途，固执着社会只许在一条线上走；又迷信历史总是在步步前进中，不知其进或不进，原无一定。——《中国文化要义》，79页
梁所主张的文化复兴，无非是认为中国文化的路向较之西方更切中时宜罢了，而这与他对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判断是密不可分的
照现在的办法竟然如此，这样的经济真是再不合理没有了！这种不合理的事决敷衍不下去。这全失我们人的本意，人自然要求改正，归于合理而后已。就是把现在个人本位的、生产本位的经济改正归到社会本位的、分配本位的。这出来要求改正的便是所谓社会主义。西方文化的转变就萌芽于此。
在梁看来，人类即将从“物质不满足时代”，转向“精神不安宁时代”，“凡此种种都是使第一路向，西洋态度不能不转入第二路向”。对此，陈来在《现代儒家哲学研究》[3]中就总结道：“说梁漱溟是‘儒家色彩的社会主义’，并无不当。他所说的中国文化复兴，实是指儒家的人生态度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言。 ”（138页）梁之后在乡村建设中的保守，也与他把社会主义归入第二条文化路向、从而将第二条路乡视为未来的主流路向是息息相关的。这种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出入，实在不能不说是梁漱溟思想之纠结的一个体现。不过有些人连梁的主张如何都不关切，就急于把梁漱溟划进自己的阵营，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
二、人心论与伦理态度
梁漱溟怎么也不可能被看作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也绝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至于农友所幻想的小农经济辩护者，跟梁漱溟更是格格不入。他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歧，源于其最根深处的本体论与伦理观的差异。
就人心而言，梁漱溟暗承孟子，以不从利害得失而发的感情为人最根本的基底，从而将人同动物截然分别。
原初伴随本能恒必因依乎利害得失的感情，恰似发展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而后得其用，乃廓然转化而现为此无私的感情。
无私的感情（梁漱溟将之称为理性，这是截然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使生命本性得以从本能中绽放出来，“不复为障蔽”，从而与整个宇宙大生命相通。
认识生命必先要认识这不容限隔……生命本意要通不要隔，事实上本来亦一切浑然为一体而非二。吾人生命直与宇宙同体，空间时间俱都无限。古人‘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观念，盖本于其亲切体认及此而来
生命本性的特征有二：一曰奋进向上，二曰通为一体。而这与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限隔，与社会主义所主张的阶级对立，在理路上是完全不同的。梁在建国以后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然而始终隔了一层。这就体现在他完全是以儒家身心关系为架构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
马列经典作家是从历史规律与阶级意识两个角度阐释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区别，与之相比，梁漱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身心关系理解自发性与自觉性，则赋予了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以鲜明的道德色彩 ——张梧《梁漱溟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也许梁漱溟的社会学见解，是不能脱离其生命哲学之体认的。正因宇宙生命之通为一体，他是断然难以采用阶级立场的。在梁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特点有二：伦理本位与职业分途。
所谓伦理本位，乃是指“一切以义务相调节的情谊关系在性质上都属于伦理关系”（陈来语），他同个人本位、家庭本位与集体本位都是不同的
极而言之，伦理的意思就是牺牲自己去为对方……彼此都要有牺牲自己，为对方着想的精神，都要互以对方为重。中国人就是处处以对方为重，西洋人就是处处以个人为本，以自己为中心……可见中国的伦理关系则不限于家庭，他是把社会上一切关系都伦理化
正是从相互尊重的伦理观出发，梁漱溟重义务甚于权利，从而与自由主义分别
很显明的，从个人本位出发则权利的观念多，从尊重对方的意思出发则义务的观念多。
然而，权利在梁漱溟这里与其说是空缺的，不如说梁漱溟将权利的主体由自身转归为相对偶之人：
要之，各人尽自己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4]赋予，莫自己主张，这是中国伦理社会所准据之理念。而就在彼此各尽其义务时，彼此权利自在其中，并没有漏掉，亦没有延迟；事实不改，精神却变了。
（在这里插一句题外话，我未必赞成梁漱溟，但他在这里无疑谈论了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的主体观，这一点是值得思考的。事实上，自由主义必然关涉到某个自由主义主体，这个主体为某种权利观所组装，遵从着某种法律，并因而听命于为某种特定话语所支配的自由（自由主义）。尽管我们的自由主义者矢口否认这一点，但很容易看到，他们在为自身辩护的时候喜欢到现实中寻找某种主体-权利，全然不顾那个现实的主体总是-已经是理论的预设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义者是否应当同自由主义者分享同一种主体观，并因而分享同一种权利话语呢？）
在梁看来，“伦理社会这块土地，不适于资本主义之滋生茁长，这是没有疑问底”，“中国不是尚未进于资本主义，而是已不能进于资本主义”。甚至进而认为，”中国社会 ， 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5]。自由主义者连梁主张什么都不了解，就急于把梁视为反集体化先锋，实在是大可不必。
至于职业分途，则明显是相对于阶级对立而言的。梁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并无阶级，其根据有二：
第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第二，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土地底人颇占多数
梁对于乡村建设之种种意见，反对社会主义也罢，支持社会主义也罢，全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6]中来的，而是从他的社会见解与伦理学意旨中来的。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应遗忘的。
三、乡村建设理论
甚至考究梁与毛在乡村建设上与国家改造上的种种主张，其所有的相似性，也远远超过农友和自由派所指认的差异。甚至梁漱溟自己也谈到了农民运动对他乡村建设理论的巨大影响（农民运动是谁领导的自不必多说）。
两人对中国社会的改造， 基本上都遵循着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即从乡村入手，最后解决整个中国问题。 更重要的是，两人 就中国问题解决的步骤，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毛泽东强调： 中国革 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梁 漱溟也提出在中国建立一个政治上民主主义，经济上达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时广东 《梁漱溟、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改造思想的趋同和差异》
然而，二人对中国近代社会弊病之根源的判读，存在着截然的分歧，由此也决定了两条道路的根本不同。毛不必说，梁漱溟则把问题归因于“文化失调”与没有“最高的国权”上，乡村建设的道路，正由此始。
梁漱溟指出，所谓中国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千年相沿袭的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者说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赖志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伦理特质——梁漱溟社会结构理论研究》
既然社会组织构造已然崩溃，那么重任就在于重构社会组织结构；并且，由于国家外不能御辱，内不能稳定社会秩序，梁漱溟也就不得不疾呼：“在此时谁来顾惜乡村？自然反逼出乡村自救。乡村自救正为寻不出一个超于乡村而能救顾他的力量”。然而，正是在乡村自救的具体方式上，梁同农友起了根本的对立，因为梁无疑地要改造过去的小农经济，而我们的农友却反倒要为地主阶级唱起赞歌了。
诚然，梁漱溟在文化上保守的，他直接把新社会的构造等同于新礼俗的建设，以期培养出新团体，至于养成新阶级，从而建设新国家。在梁看来，新团体乃救亡图存最根本的基础
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立新的礼俗
然而梁漱溟的新礼俗却远没有我们农友那般落后，以至于走回小农经济上去了；他更绝不是一个唯生产力者，以至于连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难以像他那样强调生产关系的重要性：
农民正是生产者兼消费者,在中国社会占最重要部分,也是最大部分以其一向散漫,力量单弱,不能不失败,整个中国随之沉沦。果然此最重要又最大部分的农民趋向联合,不但竞存的力量加厚,翻身可期、同时寻也就是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将份天二天增进而调整。在经济问题的解决中,实以调整人的关系最为首要。其次才是人对自然的问题。似此联合之机当真不容放过,一定要从这里做功夫，以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之根
对梁而言，合作社乃解决乡村的唯一出路。并且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梁漱溟比当时其他的合作化主张更进了一步，认为合作绝不能仅仅停留于流通领域，而必须深入到生产之中，“或者为土地之合并经营、或者为家具之合作利用”
近年国内农村合作运动为前此未有之盛。其粗制滥造,量高质低,固各地方之通病，而一般只偏在流通过程上，如信用流通—信用合作产物流通—运销合作购买合作,而忽略于农业的生产过程农耕生产及农产制造,尤为缺憾。
在土地分配问题上，梁漱溟还指认了在分散的小农经营下技术进步的不可能性：
农业技术的进步决不能单在技术本身着想，也非单靠农业推广机关所能推进，因为零散的农民小块的田地，断无法采用什么进步的技术的，只有组织合作社来经营庶乎其可以
从乡村建设的实践与儒家理想主义出发，梁漱溟直接控诉了资本主义与土地私有制：
只有推翻资本社会，而后一切制作不复商品化，人们心理不复商业化，人人才得本着志愿兴趣以发挥优美的个性及创造的天才
土地分配不均，是从土地私有制来的流弊；私有土地的结果就难免不均。要想根本免于不均，只有土地归公
我们的目标，必做到消灭藉土地所有权来行剥削的地主而后己[7]——《乡村建设理论》
然而，正是在所有权问题上，梁漱溟遭遇了令他苦恼的难题，而这也就显示出乡村自治运动与改良主义不可逾越的限度:“他给出的方案是只有‘负责解决土地问题的政治力量’的出现,才能从法律上和经济上求得问题的解决,即“从法律上设为种种限制,裁抑地主,终使其土地出卖而同时奖励自耕农,保护佃农”（石培玲，《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农村现代化思想比较研究》，上文多有参照与转引）。然而，这样的“政治力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不从最彻底的革命中来，不从最彻底的阶级斗争中来，是断然不可能产生的。 于是梁漱溟在晚年不得不感慨：
它却不知不觉走对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无意作了两件事……从而引进了团体新生活，代替伦理旧组织（丁耘，《大陆新儒家与儒家社会主义——以梁漱溟为例》）
倘使得知几十年后，自由派与农友以自己为反集体化先锋，梁漱溟大抵也会觉得莫名其妙吧。
那末，梁同毛的争论点究竟集中在哪里呢？一是围绕建国具体策略展开的。梁否定中国存在阶级，并且。然而如上文言，自建国以后，梁漱溟对此观点做了反思。另一方面，梁同毛的争论事实上涉及到了工业化领导权的问题。按梁乡村建设的思路来看，工业化建设的领导权应是由农民来承担的。
梁漱溟有一条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叠为推引，产业乃日进无疆”，也就是说，梁所主张的，乃是一条农业引发工业的发展道路。不过正如赖志凌所言，梁的道路是不可能成功的
梁漱溟设想以农业引发工业，但他所谓的工业，并非机器制造业，而只是以生产日常消费用品的简单的乡村工业，生产以非营利为目的，工人则由农民兼事。他认为，惟有不以营利为目的而生产，超出竞争的旋涡，才能抵抗外来产品的倾销。中国工业才可不重蹈覆辙。梁漱溟思路的矛盾在于，他本意是要解决中国为外部环境和内部状况所带来的社会危机问题，但是他的这一套设想本身却又脱离了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去考虑问题。在当时帝国主义倾销政策的打击下，没有自己的重工业做基础，他的构想本身也是无法实现的
不过考虑到有一个似乎与“农业引发工业”的思路颇为相近（这大概那个答案唯一和梁漱溟有点关系的了），我们就参看一下他的答案，谈一下为什么农友所指认的这一条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如何评价梁漱溟？ - hYY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481018/answer/2879639408
这位先生认为在二工以前，农业革命就已经几乎消除了饥荒，并且大有把英国农业革命奉为普遍道路的架势，对此我不得不指正一点，即英国农业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摧毁自然经济基础的、使小生产者同他的生产资料分离、因而是一场生产关系上的革命。如果不想走向某种意义上的过密化，那么就必须把一部分过剩的农业人口排斥到市场中去成为游堕阶层。无地农民、佃农与被赶到城市中的“兽化的人”，在农业革命时期生活在怎样悲惨的境况中，同时代人已经做了很好的描绘：
租地农场主禁止小屋贫农在他们自身以外保有任何其他生物，其借口是：如果他们饲养牲畜或家禽，他们就会从谷仓中偷窃饲料。他们还说：如果你们使小屋贫农处于贫困状态，你们就能使他们保持勤劳”
夏天，他们像犯人一样从事耕作和收获的劳动，9点睡觉，2点就要起床。冬天，他们本来需要有较长时间的休息来恢复体力，但是，如果他们为了缴纳税款而出售产品，他们就缺少谷物来做面包和种子了。因此，只好以纺纱来填补这种不足……而且要十分勤快地仿。因此，农民在冬天要到半夜或1点才睡觉，而早晨5点或6点就要起床
这样一条所谓的农业革命道路难道更有利于农民吗？只需用阶级分析法对当时的英国状况做一个粗浅的分析，那末，那些所谓的获利“农民”究竟是什么人，自然会一目了然。另一方面，饥荒也远远没有像您所说的那样被消除了：
英国经济学家自然把1847年盖尔人遭到的饥荒说成是他们人口过剩。无论如何，盖尔人压迫着他们的食物。
并且，盖尔人的饥饿正是拜农业革命所赐：
盖尔人由于他们的土地转化为牧羊场，而被赶到更贫瘠的地方。现在鹿开始代替羊，使盖尔人更加贫困
这一切都向我们说明，一旦放弃阶级分析法、放弃从社会关系出发把握人，在具体人学-抽象人学之间的辩证法就一定要出丑。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会重复萨瑟兰夫人的闹剧
当现在的萨瑟兰公爵夫人为了表示她对美洲共和国的黑奴的同情，在伦敦隆重欢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比彻-斯托夫人的时候，——在南北战争时期，她和其他贵妇人一样，明智地忘记了这种同情，当时所有“高贵的”英国人的心都是同情奴隶主的
如果我们目光转向中国，转向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而不是继续停留于英国的历史经验中，那末，农业革命的道路，就绝不是好与坏的问题，而是不可能的问题。
首先，英国农业之改革，是有扩大之市场作支撑的。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就准确地将农业革命界定为土地与农产品的市场化。然而，中国何止是缺乏国际市场，就连国内的农业市场都要萎缩殆尽了：外国粮商的低价竞争沉重打击了中国小农经济的发展，而破产的小农更加难以为产品提供可能的销路。民国时期，无论是农民生活状况，还是农业发展水平，都是严重恶化的。
其次，中国的小农生产，就技术而言几乎是改无可改了，再想有所谓的进步与革命，就必须触动生产关系。这一点完全为英国农业革命的佐证：
土地私有产权的确立为技术投资创造了前提条件。开凿排水管道、撒石灰、种植漂浮水草都是 随着共权的消失而逐步展开的。“在公共土地上擅自占地者的茅屋最终被拆毁。人们砍倒树木，制作栅栏，种植篱笆，开沟挖渠。新的公路体系得以建立，旧路旧桥得以修补。较为富有的农场主在圈占起来的土地上建立了新房，而把原来位于村庄中的房舍出租给二、三户雇工家庭。大约经过十年的时间许多农村的外貌得以改观。份田、公田以及几个世纪以来的生活方式都似东流之水 一去不复返。因而“圈地……为人口增加、土地使用合理化必须之步骤” ——《土地产权的变革与英国农业革命》
在当时既无资本又无市场，工商业极其困顿的条件下，因“圈地”而从过去的生产关系中被甩出的农民又能到哪里去呢？正如对民国时期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之事漠不关心，农友也绝不肯在这里多浪费一丝一毫的同情心的。
至于小农本身的自救，更是无从指望，因为小农早已在内外交困中濒临破产了：
农村改良主义者企图以种子工具的改良,合作社的流通资金,来挽救农村经济的破产,以至由建设而发展都市……然而因为大多数农民缺乏必要的土地的缘故,使改良种子,改良肥料和改良工具的工作,成效很少,或竟完全不能实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小中农,都因缺乏耕地,在极不合理的细小经营下生活,一切舍本逐末的技术改良,对于这些死亡线上的农民,不过是一种不能梦想的装饰品罢了——李紫翔《农村建设运动应有的转变》,《中国农村》第2卷第4期。
我们怎么说呢？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对农业进行提留，不行；农业革命更为残酷的剥削，行。因此，市场与资本主义为一切都披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以至于我们农友灵活的人学辩证法也黯然失色了。
梁先生毕竟比农友高尚太多了，他乃是是用生命在思考，并且因之而行动着的人。梁漱溟的思想既复杂而又纠结，而这种不一致中事实上正折射出他作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在走向现代化与保流传统之间的艰难持守。他大抵一生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然而自其一生之所言所行来看，确实是无愧为一个真正的儒家。至于53会议上的直言，后来也都有所应验，这本就是社会主义者所应深思的。
参考
- 这种划分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以后，便已然开始盛行了
-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梁漱溟对于西方民主制度、对于少数服从多数、对于个人权利说，是抱有坚决的保留态度的。某种意义上，他过分重视了文化与伦理，而轻经济与政治
- 前文的内容，大多都源于此书。当然，陈来先生的观点完全是可商榷的，因为梁漱溟完全否认了苏俄道路，而且他也绝不采用阶级史观对待中国社会。我们或许只能说，他是受社会主义的儒家学者。然而，梁漱溟对中国非阶级社会的论断，还是颇值得一看的。
- 对方这一概念在儒家哲学中是极其重要的，仁为相人偶，偶无非就是同对的对方，因而是共在的另一主体，而绝非模糊的他者。就此而言，说梁漱溟主张一种他者的哲学，显然是不合适的
- 对此，毛的回应是：“地主与农民不共财 、 不相恤 、 不互相 负责 ， 贫民生计问题绝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因此，所谓 “伦理本位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封建经济”所谓“共产”的特征，“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家庭共产主义”。见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
-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呢？
- 我们在此又以此读出了梁的纠结：因为他一方面提倡中国无阶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地主阶级与剥削的存在。
参考
- 这种划分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以后，便已然开始盛行了
-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梁漱溟对于西方民主制度、对于少数服从多数、对于个人权利说，是抱有坚决的保留态度的。某种意义上，他过分重视了文化与伦理，而轻经济与政治
- 前文的内容，大多都源于此书。当然，陈来先生的观点完全是可商榷的，因为梁漱溟完全否认了苏俄道路，而且他也绝不采用阶级史观对待中国社会。我们或许只能说，他是受社会主义的儒家学者。然而，梁漱溟对中国非阶级社会的论断，还是颇值得一看的。
- 对方这一概念在儒家哲学中是极其重要的，仁为相人偶，偶无非就是同对的对方，因而是共在的另一主体，而绝非模糊的他者。就此而言，说梁漱溟主张一种他者的哲学，显然是不合适的
- 对此，毛的回应是：“地主与农民不共财 、 不相恤 、 不互相 负责 ， 贫民生计问题绝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因此，所谓 “伦理本位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封建经济”所谓“共产”的特征，“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家庭共产主义”。见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
-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呢？
- 我们在此又以此读出了梁的纠结：因为他一方面提倡中国无阶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地主阶级与剥削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