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曼德尔
1968年五月的革命风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经验的蓄积。这种经验的详细清单还远没有完成。风暴的特点精准的侵入了群众的创造性能量的历史阶段，行动的众多形式，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创造性的和大胆的革新。仅仅通过描绘这个蓄积，通过在这些成就上构筑其自身，工人革命运动就可以完全武装他们自己，以至于完成那些在1968年五月确定其可能性和必要性的任务：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近些年，关于新的社会主义者在欧洲的战略的问题引发了有趣的辩论。[1]1968年五月的事件已经解决了这个辩论的大量的关键问题。同时，他们引发了其他的问题。他们也迫使那些从辩论中弃权的人转而参加进来，甚至只是通过伪造事情的事实。因此我们要回顾那些讨论的理论原理，并在1968年五月的经历中审查他们。
1．新资本主义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客观可能性
与那个曾经被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某些声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几个作者尊敬的布尔乔亚的神秘性相比，1968年五月的革命浪潮就证明了新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缓和内在于系统的经济与社会矛盾，至于排除任何的客观上在一定范围内的革命。
1968年五月的斗争是新资本主义矛盾的直接结果。
这样一个大型暴力斗争的爆发；包括100万工人的总罢工并伴随着工厂的占领；运动的范围有很多层级的人包括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老的”和“新的”）——如果在工人之间没有无产阶级日常生活压抑的不满情绪，那么这一切都是不可理解的。对于那些被最近15年生活标准提高而蒙蔽了双眼的人来说，他们不会理解就是在工业力量增长的阶段（统计的“经济增长”的时期），无产阶级有了新的需求，并且他们的需求和可支付的能力之间的差距加大了。[2] 他们既不懂工人生活标准技术能力和文化的进步，也不理解在工作场所中社会平等和自由的匮乏，生产过程中加重的异化，这些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背上更加沉重和不能忍受的负担。
新资本主义的或多或少减弱经济波动的能力，以及没有发生像1929年的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对很多的观察者隐藏了它的难免衰退的事实。埋藏在长期的增长下的矛盾，在二战结束后西方的系统已经知道了（并且在美国，从战争开始）；在通货膨胀率的代价下确保增长的需求和在通货紧缩时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货币制度的需求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对立；在西方世界，越来越明晰的发展指向了一个普遍的衰退：所有这些系统内在的趋向都是1968年五月爆发的内在原因。“稳定计划”的影响和大范围失业（特别是年轻人）都是充分的指标。特定部门的系统性危机的东西（南特和圣纳泽尔的海军船务都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都能对特定领域工人产生激进的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1968年的危机没有发生在一个有“落后”结构的国家，那些被古典的“放任”所控制，而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新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发生，——那些国家“计划”被认作是新资本主义的最大的成就的国家，拥有最大的活力的国有部门的国家，他们的私营部门相对“独立”甚至建议一些委员定义其部门为“国家资本主义部门”。新资本主义的无能展现了控制长期的社会矛盾上，因此获得一个更加普遍的重要性。
被学生运动所扮演的导火索是新资本主义无能的直接结果，在任何层面上既没在基本生活水平的提升上也没在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的巨大的再生产上的需求上满足被吸引着上大学的大批的年轻人，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无能被物质上的底层结构揭露（建筑、实验室、住所、餐厅、补助金、前薪水）；在大学的权力主义式的结构上；在大学教育的内容上；在毕业生和那些在就业前必须中断其大学学习的人的就业途径的方向上。那些资产阶级大学的危机，1968年五月爆发的直接原因，必须被看做是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共同导致的危机。
最终，逐渐僵化的最大部分被用来加剧社会经济矛盾——精确来说它相当长的时间控制它——的系统是其自身被直接联系到新资本主义的发展上。[3]我们经常强调经济计划的趋势，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仅仅是资产阶级这样那样的一小部分具体计划的结果，而是源于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内在需求。科学革新的加速和固定资本的循环的减少迫使大资本家越来越精确的计算，在之前的几年间，贬值和投资自负盈亏。他把计划性的贬值和投资叫做计划成本，因此也包含“劳工成本”。这是“收入政策”和“协同经济”和其他政策手段的最终来源，这些政策简单的趋向于压抑“正常”工业活动改变被大型资本所渴望的国民收入分配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传统工联主义的日渐瘫痪既没有压制价值规律活动也没有压抑大众日渐增长的不满。在长期看来，它趋向于使得工人的斗争更加有爆发性，作为无产阶级在数周内努力赢回他认为他长时间失去的东西。罢工，尤其是如果罢工变得不那么频繁了，会变得更加暴力，并且越发的作为自发罢工展开。[4]大资本的唯一阻止这种严重威胁它的进步的方式是从一个强大的国家过度到一个开放的独裁统治，就像在希腊和西班牙一样。但是甚至在这种不可测事件——不可能的除非大型工人群众首先受到严重的挫败并士气低落了——一个对社会经济矛盾采取更加严格的控制，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只能再次产生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更加爆发性的威胁性的情况，正如近期西班牙的演变所表现的那样。
2．在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类型
为了发现在西欧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是可能的，除了有所有这些新资本主义和“大型消费社会”的收益，右翼和“左翼”批评家都经常引用1918年的模式（德国革命）和1944-45年的模式（南斯拉夫革命；法国和意大利革命，都失败了类似于1918年德国），或者甚至是游击队战斗。对于前者，在绝对没有经济或军事的灾难的情况下，它将成为完美的乌托邦只能期待着无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对于后者，工人的新型革命的爆发的可能性和一个必然的灾难形式的危机的再现关联在一起。换言之，对于前者，革命确定为不可能；对于后者，它被委托给一个“新1929”式的大型的神圣的运动。
自从1960年代开始，我尝试着去通过参考欧洲各种类型的革命，可能的革命，来反映这些革命类型的概要。我希望我能够被允许去提醒读者我在1965年初所写的带有的目的：
我曾经展现过新资本主义并不结束了工人不满的成因并且它仍然很可能会引起强大的竞争——可能甚至必然发生。但是这些竞争能否在一个福利社会的情况下呈现出革命的局面？或者当他们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后，他们是否必然被限制在一个改良主义的目的中？
在回答这个反对意见时，我们必须更进的观察它。如果这个反对意味着，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有不可能是1918年德国革命或者1941-1945年南斯拉夫革命的重复，那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已经承认这个道理并且把它包括在我们先前的设想中。并且这样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真正的问题上：在这些特殊的种类的革命中，哪个才是能够成功的推翻资本主义的？这种“灾难性”是必要的吗？不是。有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不同的历史模型：1936年6月法国的总罢工（并且，在更低的程度上，比利时总罢工发生在1960年至1961年，创造了接近于1936年的情况）。
这是完全可能的，对于目前“新资本主义赋予”和“大众消费社会”的普遍的经济环境——由于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危机（税收政策、工资；反联合措施、威权主义；经济衰退、突然的金融危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抵抗运动、帝国主义军事联盟、在所谓的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等等），工人变得越来越极端化，而且，一旦他们被极端化，就会开始越来越深远的运动，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将会把他们的直接的需求和反资本主义的结构形式的进程相结合，直到最终斗争的总罢工要么以推翻政权结束，要么以创造权利的二元结构结束。’[5]
对于如此长的引文，我深表歉意。在任何，这表明1968年五月爆发的革命性的危机的类型是可以广泛预知的，并且根本不应该被考虑为不可能的和例外的；这也表现了如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想去准备并且理解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可以在几年前完全可以为这种类型的革命做准备。
在我们知道它的两个前兆时，这种类型的爆发更是可以预见的：在1961年9月至1962年1月本杰明在1965年7月格林。在1968年五月的事件之后，这毫无疑问会被作为西方可能的革命危机形式（假设在经济环境或世界战争形势中没有根本的变化）：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目标和结构框架的大罢工。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欧洲反资本主义战略大致路线的辩论中，1968年五月的事件提供了几个互补的细节，完成了我们在1965年开始的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类型学。
首先，当长期的新资本主义的矛盾迸发出一个爆发性的大型运动时，大罢工或总罢工趋向于将“非常冷静的和平罢工”的形式转换为多种形式的运动的联合。在其中，占领工厂，更大更强硬的纠察队的出现，立即反应了被压抑的暴力，变成了小规模和镇压力量的冲突的街道控制，甚至路障的建立，应该值得注意。
为了消除这些自发的必然的极端化形式的运动的源头，在戴高乐主义的利益下为了证实“左翼破坏分子”的可憎的论文协同创造了“暴力事件”[6]，每一个派别的改良主义者和新改良主义者都不得不忽略相似的例子已经在1960年到1961年的比利时总罢工中发生了（在埃诺的街头路障，在列日的吉耶曼车站的冲突）；在1967年法国的芒丝、卡昂、牟罗兹、贝桑松和其他地方，年轻工人大规模的采取了这种行动；年轻工人的极端化伴随着意大利类似行动的再现（里雅斯特、都灵）并且甚至在德国西部。换言之，缺乏对蓬皮杜的“国际阴谋”的极端论点的拥护，我们必须认出这个大型斗争的反转是一个被我们不能不揭露的客观要素引起的自发的斗争，而不是归咎于小资产阶级学生，“年轻人”的政治不成熟或者巨大的煽动的结果。
现在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每一个阶级斗争的极端化应该快速的导向和镇压力量的暴力冲突。在二十年以来，我们已经看见了一个镇压机器和各种法律装置的持续的增强，这些妨碍了西欧的罢工运动和工人游行。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工人不能反抗镇压机器的时代，在大型罢工中这不再是真实的，即让工人突然意识到他们的联合的运动所隐藏的巨大的力量。他们突然并自发的意识到现存“秩序”是资产阶级的秩序，它趋向于扼杀无产阶级的解放。他们逐渐明白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斗争不能超过特定的程度，不会有越来越多的那个“秩序”的“守卫者”；并且这种为了解放的斗争最终会失败，在工人继续遵守他们的敌人用来扼杀反抗的游戏的规则的话。
事实是，这些形式的斗争中大量年轻工人作为主体，只要他们保持力量；事实是，年轻工人是被学生的堡垒所激起的强烈的本能的识别；事实是，在，总是年轻工人对镇压力量的挑衅做出最果断的回应。这些事实根本不能唤醒整体的分析。在每一个革命浪潮中，总是一个相对小的群体爆发新的形式的极端运动。而不是呼喊着“运动群体的安娜其主义原理”，PCF的领导人如果阅读了列宁对于这个问题谈论的内容，会做的更好。另外，过去的失败和失望意识形态的迷失都是“和平和议会道路”的不停的宣传和支持的结果，在年轻一代上要比他们的老一代的影响要小很多。
1968年五月的事件也展现了长期的双重力量的理念，即逐步征服和制度化的工人的控制和任何反资本主义结构改革的理念，取决于一个在前革命或革命时期的恶化的阶级斗争的幻象的概念。
资产阶级的力量将不会被任何的小斗争的胜利消除掉，如果在权力平衡上没有一个突然且残忍的变化，并且总会，意味着把他们聚合到系统的运行中。并且一旦在力量的平衡中有一个极端的变化，群众的运动会自发的趋向于对于资产阶级力量的基础的消灭。这两种力量影响了形势，在这个形势中对力量的征服已经是一个客观的可能性，作为资产阶级软弱的结果，但是在那里只有群众的政治准备的缺失，以及他们之中改良主义者和半改良主义者的优势，都时不时的阻碍了他们在过度时期的行动。
1968年五月的观点证实了所有革命的法则——例如，当这种大型力量被卷入的时候，当利益关系很强大的时候，当最轻微的错误或者最轻微的大胆的行动都可以从几小时时间内可以改变事件的趋向的情况，那么希望“冻结”几年的极端的不稳定的平衡是很荒唐的。资产阶级不得不立刻尝试以赢得群众在权力领域中攫取的一切。群众，如果他们没有向他们的敌人屈服，几乎可以立刻扩大他们的征服。这就是革命的所有方式了，这也会是未来革命的方式。[8]
3．核心战略问题
传统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所有衰落和无能都面临着在西欧的可能的革命的发起的问题，通过PCF的秘书长表现出来，他描述了一个困境，根据他的观点，法国无产阶级在1968年五月被监禁了：
“在实际中，五月的选择有如下几个：
● 以工人的基本需求被满足为目的的的罢工行动，并且同时追求一个政治地位，通过结构一样上追求基本的民主改变的政策。这曾是我们派对的位置。
● 或者很简单的提供一个力量的尝试，换言之，趋向于一种起义：这会包含一个暴力掀翻政权的武装斗争。这曾是特定的外部的左翼群体的冒险主义的位置。
“但是因为军队和镇压力量是建立的统治的一方面[9]，并且因为人民的大多数都完全反对这样的冒险，很清楚采取这样的方向意味着很简单的领导工人到屠宰场，并且希望工人阶级和他的先锋队共产派对的溃败。
“当然，我们不能落入这个陷阱。因为这是戴高乐主义的真正计划。
“确实，他们的计算是简单的：面对他们自己的反社会反民主政策引发的危机，他们估计利用这场危机来对无产阶级进行一个果断而持久的打击，在我们派对内，并且在任何的民主运动中。”[10]
在其他方面：任何一方必须限制百万工人[11]的总罢工为直接要求，即作为最低方案的一小部分；或者另一方面必须投入武装起义，以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要么是最低方案，要么是最高方案。既然人们还没有准备好立即的武装起义，就必然导向新的马蒂翁协议。人们也会推断出，既然人们从来不会在总罢工中为一个立即的起义做好准备——总之，如果人们继续教诲群众和他的自己的派对是一个“尊重法律”的派对——除了那些因为紧急需求而发动的斗争，人们永远不会发动斗争。
设想一个原理马克思主义、不谈及列宁主义的态度是否是可能的？
当资产阶级政体是稳定且强大的时候，去投入力量发起一个掀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愚蠢的；这样做可以迅速导向失败。但是人们如何从这个强大而稳定的政体走向一个衰弱的、动摇的、分裂的政体呢？通过一些奇迹般的跳跃？力量的平衡的极端的修正是否能造成一个决定性的令人震撼的革命风暴？这样的风暴能否打开一个资产阶级逐渐的衰落的进程？这是否是宣称成为工人阶级的派对，甚至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派对基本任务，去推动这种更大范围的进程？如果一个人排除了所有自发的斗争，只保留为紧急需求发动的斗争……因为只要立即的武装起义时机不是成熟的，不能保证完全的胜利，这是可能的吗？
百万工人的罢工、占领工厂难道没有表现出资本主义力量的可见的衰弱吗？一个人难道不应该倾尽他所能来尝试扩大抵抗，去获得对于敌人的控制，来确保资本主义不再能够快速的重建它所偏好的力量平衡？有任何除了从资本的手里攫取真实的力量、在工厂的力量、在街道上的力量，还有其他的方法吗——通过从直接的经济上的需求的斗争移动到为了按资本主义结构改革的斗争，为了转变的需求的斗争？如果人们避免刻意的从这样目标的斗争；如果人们故意限制自己到一个为了直接需求的斗争中，人们能否为有利于建立一种平衡资产阶级力量创造所有合适的条件，实现一个新的力量转变？资产阶级的整个历史证明了当它的力量被威胁的时候，它会为物质的力量让步。它非常清楚如果它能够维持它的力量，它会部分的要回它所给出的东西（通过提高价格、税收、增加失业等）并且通过增加生产部分的消化它们。另外，任何害怕剧烈的罢工，缺留在他的国家力量的位置上的资产阶级，只要大型运动开始衰退会立刻倾向于反攻并镇压。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将会证明：一个封闭在条约之下的派对永远不会产生革命，不可避免会被打倒。[12]
通过拒绝卷入在从直接需求的斗争导向对权力的需求的斗争的进程中，对于转变需求的斗争和双重权力的组织的建立，改革者和新改革者总会谴他们自己把任何的革命行动当做一种削弱大众和“强力反应”的“挑衅”。这是1919年、1920年、1923年1931年至1933年德国社会民主的失败。这是“左翼冒险者、无政府主义者、溃败主义者、斯巴达克同盟、布尔什维克”的失败（在这时托洛茨基主义还没有被包括进来）如果资产阶级在魏玛议会占多数，因为他们的“暴力活动”在1919年威胁了人民、让沈德曼和公司抱怨。如果纳粹主义者能够获取权力，这是共产派对人的失败；因为革命的威胁把中产阶级推到了一个反对的阵营，他们在1930年到1931年复辟了。
甚至1918年的考茨基仍然明白，面对强大的大罢工。工人阶级运动不能限制其自身到传统形式的运动和组织上（工会和选举），但是必须过渡到更高形式的组织上来，这是重要的，也就是说，为了以苏联的形式建立工人选举的委员。列宁谴责了1918年考茨基的犹豫，反对和折中主义。他会以这样的程度反对沃尔德·罗切尔的争论意见：既然我们没有准备好立刻组织成功的军队的起义，最好不提醒资产阶级来限制我们的工资增加和选举——这在法国历史最大的罢工的经验中，工人占领了工厂，警察联邦声明他们不再被用于镇压，法国的银行不再在缺乏工人工作的时候印刷货币，最确定的资产阶级力量的无能——建筑师、职业自行车手、底层医院人员、公职人员一样的阶层开始“反抗”政权了。
关于“权力真空”的讨论，被放在了一个如此抽象的方式上，显然是毫无结果的。但是瓦尔德客-罗切特接管了戴高乐式的“节点”（在他的角度上，戴高乐是他的掌管者），并且因此用民主的理由替换了阶级斗争的分析，据他所说，应知道同样的政权希望以所有的代价都诱使工人阶级陷入一场“较量”的“陷阱”，在匆忙与工会领导会面并且结束罢工以换取非常实质性的物质上的让步时，让自己陷入陷阱。
如果戴高乐主义的目的已经现实的成为了“挑起较量”，他们行动的原因就很清楚了：去避免任何的和工会的对话只要工厂被占领。力量的较量会在几周的时间内变得不可避免。无论如何，戴高乐政府的原因避免任何这样的疯狂，并且它有充足的理由！它的力量的平衡的建立，和从资产阶级观点来的后者的不断的恶化，在现在的今天是比瓦尔德客-罗切特的理论更加准确的。换言之，政权寻求的不是力量的加较量，而是罢工的结束，尽可能的快速结束罢工，以任何的代价。换言之，整个“陷阱”理论不是别的而是想要从实际的问题上转移注意力的虚构。[13]另外，如果戴高乐有任何的“计划”，5月30日就很清楚了：尽快结束罢工，然后选举。PDF的领导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不是一头扎进了“陷阱”，责备罢工以“帮助政府选举”？然后结果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诡辩发生在是否在五月存在权利真空和是否戴高乐曾经“清楚他退出并且放弃这一领域的意图”这一问题上，对于任何现在的社会力量和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的严肃的分析来说，用节点、诡计和“挑衅者”代替暗指的东西都属于相同的思维方法。
“权力真空”不是已有的历史赠与的产物；被动的等待，或者援助竞选活动，意味着让自己从不经历它。一旦掌权阶级被影响，“权力真空”仅仅是整个力量平衡的恶化的进程的高潮节点。在10月的起义几小时之前，科伦斯基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退出并放弃这一领域的意图”。本质是没有触动真正的“权力真空”的学术辩论：本质是以这种方法干预大型罢工来从资本的角度上继续增强权力平衡的恶化。除了一个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真正的权力的战略外，支持革命的不懈宣传，甚至如果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都是胜利的必要条件。[14]
因此，核心战略问题是恰恰是解决“纯粹的罢工还是选举（即一切照旧）”的困境；或者直接武装起义，在所有附带胜利的条件都提起具备的情况下。这必须被理解为像1960年9月的大罢工-1961年1月和1968年五月的比利时罢工，尤其是与之相关的新形式的激进群众斗争出现，能并且必然导向不仅仅是工资的增长，甚至如果为了武装起义的准备还没有完成。他们可以并且必然群众拥有新的真正的力量，力量的控制权和否决权，从而产生权力的二元结构，将阶级斗争提高到它的最高的和最激烈的级别，并且因此创造一个革命政权成熟的条件。
4．群众的自发性，权力的二元结构和革命组织
1968年五月学生已经拥有革命意识这件事是被接受的；但是工人的绝大多数都被限制在接受工会领导给出的在罢工中的经济角色吗？因此杜瓦杰，让德鲁和其他人加入了PCF的分析。
去了解五月这些天工人群众所想的事情是很困难的；他们事实上并没有被要求自己说出。但是如果真的想要去了解他们，很简单就能发现他们关注的东西。只需要在每一个公司中召唤工人一起，召开一个全体大会，召集他们使他们充分了解到他们的组织，让全体的工人群众来决定工厂的占领，去了解工人内部组织的最普遍可能的工人民主形式，在每一个罢工的转折点上号召不同工厂的工人会议；简单来说，创造总罢工背景之下，建立可被选出并任何时期都可替换的代表的罢工委员会，苏联为代表的在群众的批判下的永久的争论和讨论——提倡这种罢工的不仅仅是列宁、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还有1918年的考茨基。法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的甚至远不如考茨基。[15]
工会的领导努力避免大型的占领和对抗不惜一切代价；他们千方百计的否定学生革命宣传者靠近工厂。这表现了他们没有确定工人的反应。实际上，工人被收买来批转“格勒内尔协议”，但是在事实上被大多数人拒绝了，这构成了另外的群众本能的意志的指标，超越纯粹的为了直接需求的运动的概念的意志。
另外，人们可能会问到：如果所有的工人都想要一个大幅度的工资的增长，为什么他们会自发的占领工厂呢？法国的工人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为工资的增长展开了很多的行动。这些运动从来没有达到1968年5月的规模；行动的形式从未像1968年五月一样。通过占领工厂，通过转向十人有时几百人甚至上千人上街游行，通过在他们的工位上挥舞红旗，通过到处宣传这样的口号“十年足以”“工厂属于工人”“工人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力量”，大型的罢工表达了远高于纯粹经济需求的抱负。[16]
但是更加可信的证据是事实上工人想要超越一个简单的“为了工资和良好的选举权”的例行竞选。这个证据就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有自由表达自己的权利，无论在哪里官僚的监视都被动摇或赶走了，无论在哪里的工厂都有大量的职业，无论什么活动都能从基础发展起来。目前没有像这样经历的完整的证据，但是这个列表已经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了：
在布瑞斯特的CSF工厂，工人决定继续生产，但是他们只生产他们自己认为是重要的东西，尤其是游行的人们所需要的东西，来帮助罢工者示威者抵御镇压自己的力量。
● 在纳特，罢工委员会试图其控制城镇的交通；他们分发车辆许可证，并且用路障锁住到城镇的道路。同时，罢工委员会颁布了信用令牌，被某些店主和农民接受为货币。
● 在茶恩，罢工委员会24小时废除了通往城镇的道路；
● 在的罗纳·普朗克工厂，罢工者决定建立和农民直接交换的关系，寻求发展这个实验到其他农场，并讨论到一个“运动的罢工”的转变（即回到工作中，但是根据他们的需求为他们自己生产）——尽管他们得出了结论是最好推迟这个实验直到几个其他的公司也准备效仿他们[17]；
● 在莱米罗水泥工厂，工人在大会上投票罢免了经理。他们拒绝接受为了新的投票的雇主的建议。于是，有问题的经理被送到到同样的水泥工厂的不同的部门，在哪里，与的工人们团结一致，工人立即发动罢工——这是这个工厂历史上的第一次。
● 在圣-图安的万德电池工厂，在，罢工者选出罢工委员会，并且为了展现他们对于CGT改革主义者的抗议，他们在工厂内部设置了路障拒绝工会官员进入。
● 在萨克雷，核能中心的工人寻求物资来进行罢工；
● 在鲁昂造船厂，工人让年轻人在他们的保护下卖革命文学作品，并且阻止了CRS跟随并试图进入工厂抓捕他们。
● 在几个法国粉刷公司，工人坚持改变标题（《费加罗报》），并拒绝印刷报纸（《国家报》），当其内容之间危害罢工的时候。
● 在索肖的标致工厂，工人建起了路障抵抗CRS的入侵，并且成功的把它们赶出了工厂；
● 在巴黎，CLEOP（学生工人农民联络委员会）组织了由农业合作组织护航的食品车队；这些被生产的产品之间送到工厂，或者以它的成本价售出（鸡肉1公斤80生丁，鸡蛋一个11生丁）
● 巴黎的雪铁龙工厂，是第一个现代化的初次的尝试去征用卡车来支持罢工的工厂[18]；
● 可能这是所有例子中最传神的了：在圣纳泽尔的大西洋广场，工人占领了工厂并在10天中拒绝支持一系列的直接要求，尽管有来自工会人员的持续压力。
在这个列表完成的时候，怎能否定这表达了工人阶级的自发的倾向来以他自己的双手定义他自己并以他的信念和理想再组织起社会呢？这些罢工的运动是纯粹和直接经济需求相关或“典型的罢工”运动，还是按其程度和逻辑推进了群众自身超越直接需求的罢工运动？[19]
人们在合法选举和导致这个结果的戴高乐主义的兴起中发现了反对这一分析的论据。但是这种论据有强烈的议会愚昧主义色彩，带有这种选举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假的无知。
在第一轮选举中，左翼拥有41%的选票，戴高乐主义者有44%的选票。但是如果考虑大量的厌恶大型工人阶级组织的多数弃权，但仍然愿意参加工人阶级行动的工人；如果考虑到成千上万的1968年5月的先锋却被反民主的选举制度剥夺了选举权的年轻人，包括300,000超过21年没有选举因为政府拒绝去允许选民名册现代化而没有投票的人；那么人们可以不夸张的设想甚至在5月30日的巨大的失败之后，在法国人民中左翼的力量和戴高乐主义的力量仍然是平衡的。
除此之外，平衡是在在戴高乐政府的成功的策略之后，在左翼接受了被阶级敌人安排的游戏规则战术上令人惋惜的失败之后实现了的：在纯粹的经济需求的基础上停止罢工；接受实际上的对于极端左翼的镇压；去寻求选举权来解决1968年5月的重要问题。哪怕有片刻的怀疑，如果主动权保留在左翼这边，如果后者可以利用好斗的激情的慷慨的在五月的四周里积累的巨额资本，来推进工人的控制权，国家的尺度的民主的社区选举和工厂委员会的联合和联盟，武装的罢工纠察队，在人民的位置的印刷厂，在直接的经济需求之外——如果是这样，左翼所代表的45%法国人，不管在六月23日的晚上发生了什么，在几天的时间内会变成50%或多于50%吗？
因为所有的当代历史都承担了事实的证明：如果“内战的恐慌”是中产阶级和“无派对派投票人士”政治选择的动机，尽管如此，对强大的那一方的倾向，去投向胜利的浪潮的引诱，展现了最有决定力和活力的主导权的力量，这些因素在平衡当中更有决定性。[20]在这个意义上，戴高乐赢得了在五月30日的夜晚的胜利，通过凝聚在自身周围的“恐怖派对”要远少于通过计谋打败他的政治对手——那些犹豫的，缺乏想象的，僵化的，有投降精神的人。
反对经常以反资本主义结构的改革的策略出现，以我提议的转变的进程的策略出现，即如果被大型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应用在工业和政治上，仅仅是有效的。没有保护性的屏障，只有这些组织能建立反对永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入侵，以这个观点，后者目前被谴责把斗争限制在直接的经济目的上。1968年五月的经验完全使这种悲观主义的判断失效了。
毫无疑问，大型工会和派对的存在并未整合到资本主义政权当中，以抵抗政权的精神和全球抗争的精神不断的教育工人，将会是加快工人阶级当中的革命的阶级意识的成熟的一个强大的王牌。即使这些工会和派对没有准备好夺取政权的工具，情况也是如此。但是1968年五月的经验展示了在缺乏大型革命卫队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也会产生阶级意识，因为工人在常年累月的与新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吸取了经验。
自发性是组织的雏形，列宁曾经说过。1968年五月的经验在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个观察结果的当代意义。工人阶级的自发性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自发性；通过先锋队在工人之间发酵——有时候仅仅通过一个有经验的革命分子——这是一个客观条件：他们的顽强和耐心恰恰在社会的狂热达到高潮的时候表现出来。因为在几周之内工人阶级明白了法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工人阶级的自发性趋向于一个更大的先锋队的组织。他们知道他们在最后必须组织起来，和学生们、知识分子、先锋队紧密联系起来，而这些团体在一点点的会形成一个未来的强大的法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而JCR仿佛已经形成了最坚硬的最有活力的核心。
我并不推崇无产阶级纯粹的自发性。即使后者必然面对资产阶级保守主义的时候必然取得新的合法性[21]，但是当面对一个国家机器和一个高度专业化和中心化的镇压机器的时候，它表现出很明显的局限性。还没有一个自发的掀翻资本主义政权和资产阶级国家工人阶级；毫无疑问，这样做永远不会成功。即使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把双重权力的机关扩大到整个国家，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是很困难的，在缺乏已经充分准备好扎根到工厂，能快速在几个试点工厂内组织起工人的积极性的先锋队的情况下。
另外，夸大1968年五月的工人群众的自发的主动性也是没有好处的。这种主动性在每一处都是潜在的存在；它还仅仅是在确定范围内有限的事件中的现实性，无论是在决定占领工厂的层面上，还是在超越意识的主动性到建立一个权力的二元结构的层面上。学生，当行动时，大多数人都脱离了将他们引向改良主义的努力；工人中的大多数在另一方面也曾允许他们自己被引导。这些不应该针对他们。责任产生于资产阶级的位置上，他们常年消磨无产阶级的批判精神，消磨每个反对改良主义和新改良主义的表现，每一处工人阶级民主的残余。1968年七月戴高乐政策的胜利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代价，为没能翻转先锋队和法国物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的事实付出的代价。
但是如果1968年五月再一次证明了缺乏一个完全的革命领导，以及由此产生的革命高潮的必然结果，革命经验也让一瞥成为可能——西方超过三十年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问题的维度和解决它的方法。1968年五月所缺乏的，如果最初的决定性的推力导向双重权力，如果法国（具有所有必要的资格）经历了它的1917年二月，是一个数量上在工厂比在学校中更多的革命组织。在精确的时间和特殊的节点上，联合的工人的小型的核心，以正确的政治进程和分析武装起来并且能够让他们自己理解的工人，足够防止罢工者的分散，在国家主要的工厂内推进群众对工厂的占领和罢工委员会的民主选举。当然，这并不是一场起义或夺取权力。但是在法国和欧洲决定性的篇章已经展开了。所有相信社会主义是可能且必然的人都会这样行动，使得下一次革命的实现。
5．参与，自我决定和工人掌权
为了夺取权力，必须有一个革命的先锋队，即已经让工薪阶层的大多数相信议会道路不能通向社会主义，能够在它的旗帜下动员起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的人的派对。如果PCF成为了一个革命派对——也就是说，即使在革命没有被提上日程的时候，就以它的精神教育工人；甚至，就像列宁所说的，反革命阶段——那么，在理论上，1968年五月夺取政权是可能的。但是很多事情至少会变得和1968年五月的事实不一样了。
因为PCF还不是一个革命的派对，并且既不是一个先锋队的团难也不具有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的突发事件的能力。但是和工厂的占领结合的总罢工能并且应该以反资本主义结构的改革结尾，在过渡的现实要求下——即在双重权力的创建上，在群众的经验的力量上，反对资本主义的法权。为了实现这种二重权力，一个大型的革命派对是不可缺少的；所必要的是工人的强大的自发的推动，通过有组织的革命派对来刺激、充实和部分的协调他们，虽然与传统的组织相比还太弱小以至于不能直接取得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但是在实践上可以智取。
这种有组织的先锋队还不是派对；它是一个新兴的派对，未来派对的核心。并且如果创建这个派对的问题能够大体上在理论框架中定位，类似于列宁在《怎么办》中建议的那样，在60年的经验结合今天所有无产阶级、学生和其他被帝国主义剥削的阶级的参与者的合作下，他们的解决方法一定会被丰富。
并且，必须考虑到历史事件会成为第三次尝试——自从SFIO和PCF失败之后——并且过去的挫折会慢慢以一种断言和合理的怀疑灌输进工人和学生之中，即尝试去操纵他们，以程式化的教条教导他们，以从远处强加给他们的目标来代替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目标付出的努力。另一方面，激进的革命者的支持和扩大所有局部的运动到正确的目标和在部分和局部的斗争中表现出最佳组织的能力，给他们（或他们的组织）以联合群众到有组织的反资本主义行动的必需的权威。
戴高乐主义运动对“参与者”的神秘化是对我们的严重谴责，让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不去继续行动。只要生产的主要部分在资本手中，无规律的投资将会不可避免的证明经济活动的循环波动，即失业。只要生产本质上是为了利润生产，它就不会在原则上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是导向生产更多的利润的部门（尽管他们这样做是因为需求的“推动”）。只要资本家和他的管理者保持他掌控人和企业的机器的权力——并且从戴高乐到库维到默维尔，所有政权的代表者都清楚他们从未置疑过特权！——工人仍然被排除在生产的进程中。
如果把三种资本主义政权的特征加起来，人们就可以想象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基本特征仍然存在。存在的不安定仍然存在。生产的异化仍然存在；生产的消费者甚至会增长。像以前一样，人力的价格会导向超额价值的出现和资本的积累——一个阶级的财产而不是通过它的劳动生产的。[22]这样的框架结构的参与实际上是为了试图去通过让工人失去他们的被剥削的意识来减少异化的意识，而不是压制剥削本身。无产阶级会有权力被告知他们中的多少人会被罢免。快乐是标志可以用来选择可选的方法。
无论如何，去神秘化“参与者”的煽动是不够的。这个阶段不是偶然在五月出现的。这表现了该政权对于在新资本主义的法国矛盾的尖锐程度的理解，对于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的爆发的预兆。否则如何解释为什么大型资本的重要力量认为他们自己不得不利用即使在1936年或者在1944年-1945年他们从未提出的观点？在1919年德国社会民主派对打击斯巴达克同盟作战，对工人与士兵委员会打着口号“社会主义化正在进行中”，和戴高乐企图去从下面阻止革命并且暗示他已经准备好去在上面实现革命——在秩序中安静的自然的实现，这两件事是相似的。
五月的爆发突然面临了整个法国社会对于帝国主义者时代的社会问题。谁会统治机器？谁来决定投资，决定他们的目标和位置？谁来决定工作的节奏？谁来选择生产的范围？谁来建立在社会分配中使用生产力的优先权？除了尝试去减少总罢工到劳工力量的支付问题，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应该并且将会迫使每一个人来讨论基本的问题，就像马克思所描述的：“不仅仅是工资，而且是雇佣劳动的压迫”。
社会主义革命者只能欢欣雀跃。事件的反转已经证实了他们多年之前宣布的；新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和加强的阶级斗争会渐渐的把讨论和行动的重心从那些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转到维持还是推翻资本主义结构——在企业中，在经济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问题上。
在五月的危机中，“自我管理”的口号以不同的方式被宣传。作为一个总体的宣传口号没有任何错误，如果这意味着“工人的自我管理”而不是“每个企业自我管理”，并且如果这明确意味着以一些补充保障的民主集中制的投资计划的介绍；否则“被剥夺无产阶级的生产者”可能发现自己没有比之前更好——并且一个早晨他醒来就被解雇了。[23]
然而，起义前的情况下，立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自我管理”的口号作为掩盖危险的混淆的立即行动——并且特别是当它有时被CFDT的领导者运用的时候。自我管理对于工人来说是准备推翻资本主义的力量——在公司，在社会中，在政治力量领域内。只要这种力量继续存在，它不仅仅是乌托邦，希望把决定的权力交给工人，一个工厂接着一个工厂（好像当代资本主义的战略决定是在那个层面做出的，而不是银行、托拉斯、垄断企业和国家的层面）。这也是反动的乌托邦，因为如果它偶然获得了最初的结构形式，它会趋向于把工人的集体转变为生产合作，不得不进入与资本主义企业竞争，屈服于资本主义经济和命令者的利益的法律。因此，人们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戴高乐主义者“参与”所希望达到的结果；使得工人意识到自己被剥削，但不能阻止他们被剥削的基本原因。
五月的事件也是新资本主义分析的社会经济学分析的答案，即替代公司和整个经济的资本主义结构的问题的答案。因此这个答案既不能成为“参与”（开放阶级合作）也不是“自我管理”（直接参与到资本主义经济中），但是必须是工人的控制之下的。工人掌权对于工人来说就像全球竞赛对于学生来说一样。
工人掌权是对于工人的拒绝让管理权自由的放置在生产和人力的意义上的肯定。工人掌权的斗争是自由的工人选举代表权斗争，是在任何时候[24]对于雇佣和解雇的否决权的斗争，是生产线速度的控制权的斗争，是新流程的引入和现有流程的维护或抵制的权力的斗争，和明显的关闭公司的权力的斗争。这是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一个整体，对于和政府或者管理者的对话的拒绝，只要工人没有能力揭露资本家价格和利润以及如何生产的方式。换言之，就是公开管理者的账簿，并且计算真正生产的成本和实际工人生产的利润。
工人的掌权不应被认为是一种被建立的模式，即先锋队尝试去强迫阶级斗争真正的发展。工人掌权的阶级斗争——为过渡方案的斗争和反资本主义结构改革的策略，很大程度上是确定了的——与之相反，必然与群众的组织亲近，必然从工人、他们的妻子、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每天经历的现实中出现。
1968年五月工资的额外增长“必然”导致生产成本的升高吗？在多大程度上？零售价格的提高是否真的是工资上涨的结果？[25]当管理者在提升生产速度时，是尝试去“弥补罢工带来的损失”吗，换言之，他是尝试去通过提升相对剩余价值重建他的利润率吗？谁对这几天以来法国的外汇储备的损失负责？它不能是工人，或者输送上亿法郎到瑞士和其他地方的“左翼团体”。在这样的问题的基础上，即每天现实发生类似的问题的基础上，对工人掌权的搅动能被不断的放大，现实化和变强。
目的不是去和资本主义政府的框架建立一个新的对话。它是去提升群众的阶级意识，提升他们的斗争性，提升他们反应的能力，像照亮每一个被管理者和政府动摇的反动的人的能力，去挑战资本主义政府的运行不仅是语言更是行动上。因此群众的革命的狂热会断言其自身，他们对于放弃资本主义“秩序”和“权威”的决定，去创建一个更高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秩序，在尊重工人民主的毫不妥协的精神上。
1968年五月有其展现这种工人掌权的斗争的历史命运，从新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底层土壤和群众的创新激情中诞生的双重权力，对于整个欧洲资本主义来说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26]后面将会看到它的延续，即把它列入迈向社会主义的日程中，导向人类对于异化的脱离。这只是个开始。斗争还会继续。
附录
[1] 所有这个数据引用的列表的文章和小册子都是不完全的。作为提醒，我推荐读者去参考《现代时代》1964年8月至9月的文章（曼德尔，萨迪，普兰查斯，德克莱尔·吉厄纳夫，特朗坦，尹格劳，涂迪诺，安德森，托帕木，莱博曼）；在《国际社会主义报》1965年第7,8,9,10期（普拉格，巴苏，赫科莫，瑟伯恩，马夏尔，J-M文森特，马尔库塞，马利特，曼德尔，高兹，托伯姆）；图书作者：安德戈兹、塞尔日·马利特、皮埃尔·纳维尔、肯·科茨、利维奥·迈坦、让·德鲁：以及格兰西研究所和国际消费电子展的会议。
[2] 用马克思的话说，被纳入劳动力价值的“历史”因素——在纯粹的生理因素之外——往往会增加，因此，实际工资即使在上升的时候，也可能会进一步低于这一价值。
[3] 戴高乐主义的出现导致当局和人民之间的调解受到压制，这经常被认为是5月爆炸的根源之一。除了法国特有的现象之外，我们还应该寻找新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
[4] 这一点甚至在1967年西德也得到了证实，那一年，非法的罢工的数量异常增加。那一年最重要的“官方”罢工，黑塞橡胶工人的罢工，开始是一场非法的罢工。
[5] 欧内斯特·曼德尔：《西欧的社会主义战略》，《国际社会主义杂志》，第10期，第440-441页。
[6] 在1968年7月8日至9日提交给PCF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人类》，1968年7月10日），瓦尔德克-罗切特声称“我们的第二项任务是捍卫民主自由，反对日益强大的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那么，为什么PCF在抗议禁止极端左翼组织时无言以对，甚至在“盖斯马尔的武装民兵”当局面前公开讲话，为这一禁令提供了借口呢?但民主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证实，一种针对极左的、被容忍的压制，会逐渐蔓延到所有左翼。在纳粹集中营里，德国社会民主派对领导人有机会思考接受反共措施的政治策略，以法西斯镇压“客观上”是由“共产主义暴力”引起作为借口。
[7] “莫斯科12月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和平罢工和示威，这是绝大多数工人积极参与的唯一斗争形式。然而十二月的莫斯科大罢工生动地表明，总罢工作为一种独立的、主要的斗争形式已经过时了，运动正以不可抗拒的基本力量冲破这些狭隘的界限，产生最高的斗争形式——起义”（列宁：《莫斯科事变的教训》，《三卷选集》，1960年第1版，莫斯科，第608页）。
[8] 从占领工厂开始，镇压力量就试图收复被罢工者占领的一些战略要地，例如电信中心。一个没有猝不及防的工人运动本可以毫不受打击地保卫这些已占领的关键阵地，并利用当局的挑衅，使群众逐渐接受防御性武装罢工纠察队的想法。“对内战的恐惧”将被自卫的欲望所取代。
[9] 读者会理解这一论点的价值。毫无疑问，PCF领导层所期待的那种“和平革命”是一场“军事和镇压力量”将像魔法一样消失的革命，除非……他们已经倒到人民那边去了。我们正焦急地等待瓦尔德克-罗切特向我们揭示这一神奇的转变的秘密：一种压制性的力量变成了虚无，变成了“人民的武装力量”，而无需事先进行分裂这支军队的斗争，这支军队将不得不采用革命手段。（参考列宁）：“据说与现代军队作战是不可能的；部队必须革命化。当然，除非革命具有群众性并影响到军队，否则就不可能有严肃的斗争。我们必须在部队中工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不能想象他们会因为说服或他们自己的信念而一下子倒到我们这边来。莫斯科起义清楚地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刻板和毫无生气。实际上，在每一次真正的人民运动中，部队的动摇都是不可避免的，每当革命斗争变得激烈的时候，部队就会发生一场真正的战斗。莫斯科起义恰恰是发生在反动和革命之间的对军队的绝望、疯狂的斗争的一个例子。（见前揭书第611页）
[10] 《人类》1968年7月10日。
[11] 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法国总工会的领导层从未宣布举行总罢工，只表示总罢工是“事实”。实际上，宣布举行总罢工意味着制定的目标超出了工业斗争的目标，而且（在列宁主义传统中）意味着他们认识到权力的问题已经提出。1960至1961年，比利时的罢工比1968年5月法国的罢工要弱得多，而且没有占领工厂，因为后者没有号召大罢工，CP批评了社会民主派对的工会领导。然而，在比利时，CP在工会运动中只是相当小的少数。
[12] 瓦尔德克·罗切特也声称，“和平道路成功的条件是，工人阶级，由于一个正确的政治联盟，成功地聚集在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这是一种优势，即孤立的大资产阶级已经不再处于对人民战争的地位。”改革主义的一切都以这些词来显示：“力量的优势”不再以动员、倡议、勇敢或无产阶级的力量来衡量，但完全是由对手的意志消失来抵抗的。只要资产阶级能够“转向内战”，最好保持下去！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俄罗斯、南斯拉夫和中国革命都不可能开始，更不用说古巴或越南革命。应该补充说，这种虚弱的精神是鼓励资产阶级自己发动内战的最好方法。当希特勒威胁到它的时候，社会民主就会停滞不前；在希腊，同样的心态使得殖民者在不遇到任何严重阻力的情况下掌权。
[13] 当戴高乐在5月30日扭转局势时，因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接受了退到“议会道路”上的建议，他显然可以增加镇压力量的压力。但即便如此，弗林斯和索肖的案例显示了工人们回应的可能性。该政权利用“内战的幽灵”来掩盖真实的局势及其可能性，PCF的领导层也是如此；有可能推动一项人民自卫政策，以对抗镇压势力，这些势力由于与学生的不断斗争而精疲力竭，并开始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城市；政权对调动驻扎在法国的军队（在决定性的几周里被限制在军营里）的犹豫；将几百家公司转变为抵抗CRS的堡垒和保护示威者的可能性。这是案件的事实。在这些具体的矛盾中，在总罢工中，在无产阶级手中掌握着最高的保证，即国家的整个生产机构的情况下，代理人的干预有什么可能性和目的呢？1936年7月在西班牙，军队的干预在几天内就被坚定的工人们打破，几乎所有的无产阶级中心都有了教训。1968年的法国远远没有囊括西班牙在1936年仍然囊括的作为法西斯根据地的落后地区：1968年的欧洲与1936年的欧洲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法国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血腥的独裁政权。有没有可能，戴高乐没有做过所有这些盘算，或者，如果他不相信他的对手会退缩而不是接受挑战，他还敢提出他所做的威胁？
[14] “考茨基丝毫没有理解这样一个真理，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普通的俗人和小资产阶级，他有能力向未受教育的人宣讲成熟的革命是必要的，证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解释革命对人民的好处，并使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的和受剥削的人民做好准备。”（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30页）
[15] 列宁引用考茨基的话说：“在任何地方，无产阶级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似乎都不足以对付金融资本所支配的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因此，苏联组织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将在我们正在走向的劳资之间的重大决战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见前揭书第101页）
[16] 我再次建议读者去读列宁的书：“谈论与十二月莫斯科斗争这样的人民运动有关的阴谋，会给社会民主主义留下多么大的污点啊！”（《社民派对团结大会报告》，1906年6月，《列宁全集》，莫斯科，1962年第1版，第367页）
[17] 注意到同样工人自发的和西欧的各种化学工厂接触，表现出比所有工会领导人加在一起更多的主动性和更多的“欧洲意识”。FIOM的大会在5月的事件期间召开，其表达的坚定程度不过是投票支持罢工者1万美元（每个罢工者0.1美分）。
[18] 关于这一消息的来源，请特别参阅《法国世界报》1968年5月29日；《费加罗报》1968年5月30日；《新前卫报》1968年6月；《新观察家周刊》1968年6月19日和1968年7月；1968年，《法国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第四国际》特刊，1968年5月至6月。
[19] 瓦尔德克-罗切特引用列宁的话：“要说每一次罢工都是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步，这是一句绝对的空话。”这种诡辩的严重性是惊人的。难道瓦尔德克·罗切特的意思是影射写“要说每一次罢工都是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步，这是一句绝对的空话。”的列宁还是那个写过“总罢工是权力的问题还是起义的问题”的列宁？
[20] 他们（第二国际的代表和“独立的”社会民主派对（EM）的代表）忘记了，在很大程度上，资产阶级政派对之所以能够执政，是因为他们欺骗了人民群众，是因为资本的束缚，而且在此之上，还加上了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自欺欺人……“首先，在私有财产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也就是在资本的统治和枷锁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让大多数人口表达对无产阶级的支持，然后派对才能并且应该掌权”——自称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仆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这样说的。我们说：“让革命无产阶级先推翻资产阶级，打破资本的枷锁，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那么胜利的无产阶级就能以剥削者为代价，满足绝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需要，迅速获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列宁：《制宪会议选举与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272-273页）
[21] 我们不能在这里分析法国和意大利的群体性社会主义的保守主义的物质和社会根源。这些根源在某种程度上与古典改革派社会民主主义的根源相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与他们不同。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说一句话就足够了：如果这个组织在面对广大群众的革命动力、打破资产阶级“法制”和议会制的枷锁时，没有完全不知所措和解除武装的情况下，不可能以“新民主主义”和“和平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进行20多年的教育和组织。
[22] 我们不必坚持“利润分成”的欺骗性，这是美国和西欧资本家所喜爱的“大众资本主义”的戴高乐主义的变体。只要把工人从出卖劳动的经济义务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只有允许工人为自己创造一笔财富，以保证他的生计，它才能压制无产阶级。因为它的工厂没有更多的劳动力可以剥削，所以资本主义会达到否定其自身的结果。
[23] 南斯拉夫的例子表明，限制企业层面的自我决定和市场经济的过度增长，来保护工人不受“中央集权”的侵害的借口（仿佛和“工人”委员会——苏联——长期开会并严格尊重工人民主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威不能作为与官僚斗争的有效工具），有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危险。官僚主义的力量与工人的劣势（包括裁员和大规模的失业）。
[24] 几个罢工委员会——尤其是老佛爷百货公司和巴黎的罗纳·普朗克工厂的罢工委员会——是在一种由选举人自行决定是否撤销成员的制度下选举产生的。
[25] 美国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恩（J.K Galbraith）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说，美国钢铁托拉斯通常会把事先决定价格的上涨推迟到罢工之后，这样他们就会把责任转移到“过度加薪”上。
[26] 我在这里没有足够的篇幅来讨论1968年国际飞机爆炸的影响和后果——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然而，我要强调国际资本在决定性的日子里一致支持戴高乐，尽管他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存在着各种摩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方工会和工人运动完全无力组织一场声援西方几十年来最大规模大罢工的单一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