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
译者：SkongMinshang
出处：Objective Fictions: Philosophy, Psychoanalysis, Marxism, Edited by Adrian Johnston, Boštjan Nedoh and Alenka Zupančič,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13-23.
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很长的篇幅是在论述虚构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从作为社会现实本身一部分的一种虚构的商品拜物教，到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被引入并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得到详细阐述的虚拟资本。三卷《资本论》再现了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的三一式：《资本论（第一卷）》清楚地说明了资本的抽象普遍性矩阵（概念）；《资本论（第二卷）》转移到特殊性，转移到资本在一切偶然的复杂性中的实际生活；《资本论（第三卷）》调用了资本的总体进程的个体性。近年来，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最有成效的研究聚焦于《资本论（第二卷）》——为什么？在1868年4月30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写道：
在第1册中[…]我们满足于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在自我扩张的进程中，100镑变成了110镑，那么后者会发现在市场中已经存在着它将再次转变成的要素。但现在我们要研究这些要素存在的条件，即不同资本、资本的组成部分和收入的社会交织。
这里有两个至关重要的特点，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马克思从资本再生产的纯粹观念性的结构（在第一卷中得到了描述），穿越到了现实，资本再生产在其中涉及到时间间隔、停滞时间等等。停滞时间中断了平滑的再生产，这些停滞时间的根本成因是我们不是在处理一个单个的再生产周期，而是多个从未完全协调过的再生产周期的一种交织。这些停滞阶段不只是经验性的复杂现象，而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它们对再生产来说是必要的，但它们使资本的实际生活复杂化了。[1.顺便说一句，市场竞争也是如此：其中的参与者从来没有处理过能够使他/她作出最优决策的关于供需的完整数据，这种不完整性（个体被迫在没有完整信息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事实）不只是一种经验上的复杂性——它正是（用黑格尔的话说）市场竞争这个概念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虚构在这里介入了（在虚拟资本的外观下，它的概念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详细阐述）；我们需要虚构来克服复杂现象、延迟、停滞阶段的破坏性潜能，所以，当我们从纯粹的逻辑矩阵穿越到实际生活，穿越到现实时，虚构必须介入。
《资本论》第二卷聚焦于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它最初和首要地是被时间和距离所扰乱的。如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在其流通时间，并不作为生产资本发挥作用，所以生产不出商品和剩余价值：资本的流通逐渐限制了其生产时间，并因而限制了其增值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工业不断地远离城市中心，而向高速公路和机场靠拢，以便于提高流通效率。
另一个可能的影响是信用体系的作用越来越大，它使生产能够在整个流通进程中持续进行。一方面是剩余价值尚未实现的情况，另一方面是资本家期待着将来对他们的商品和服务进行消费的情形，信用可以连接这两方面之间的间隔。这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老套的观点，但它对经济运作方式产生了现实影响，揭示了对虚拟资本（尽管马克思是后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才引出这个术语的）的系统性依赖。由尚未生产或出售的商品和服务所支撑起来的货币价值，而非另一套自足体系的一种古怪的或不规则的影响，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命脉：为了像资本那样发挥作用，货币必须流通，必须雇用劳动力，再次以扩张了的价值实现自己。让我们设想一位在银行账户里有足够多的钱，所以能够退休靠利息生活的工业家：银行必须把他的资本贷给另一个工业家。借了钱的工业家必须拿他赚到的利润还债，也就是说，付利息。市场上货币的总和因此翻倍了：退休了的资本家依然拥有钱，另一个资本家也处置了他所借来的钱。但是，随着投机者、银行家、经纪人、金融家等阶层的增长——当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量达到一个充足的规模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种情形——银行发现它能够贷出远比存放在金库里多得多的资金。投机者们可以出售他们并不占有的产品：“合适的人”对信用有益，即使他们一无所有。注意，信任，也就是人际关系，是如何在似乎是最非个人化的金融投机活动的层面重新出现的：银行发放无担保贷款的能力取决于“信心”：
以这种方式，货币形式不仅生产了非个人化的支配关系，而且同时生产了人际支配形式，正如虚拟资本以一种价值的表现形式存在，不是基于那生产了主客倒置的抽象劳动的实质，而是通过允诺未来作为实质的价值生产的人际支配形式。/因此，虚拟资本的持有者身上存在着一种不同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是建立在一种通过契约缔结而成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上的。[2]
因此，同一单位的生产资本不但必须要支持一个把存款存进银行的退休工业家，而且要支持对同一资本的多方索取权。如果银行从我们的退休者那里接收了一百万，但是以此为基础向多个借贷人贷出了一千万，那么这一千万的多个所有者中的每一个都有平等地索取那起初被存进的一百万的同等价值的权利——这就是虚拟资本如何产生的过程。在扩张和繁荣时期，虚拟资本的量迅速增长；而当紧缩阶段来临时，银行发现自己深陷压力并收回贷款，发生了违约，破产，倒闭，股价下跌，事情回到了现实——虚拟价值被抹除了。这带给我们虚拟资本的正式定义：它是资本中无法同时被转换为实存的使用价值的份额。它是一项对真实资本的增长而言绝对必要的发明；它是一种构成了对未来信心的象征的虚构。或者，正如丽贝卡·卡森（Rebecca Carson）对这整个运动的概述：“非资本主义变量通过流通被正式包含在内，使它们对于资本的再生产成为必要的，尽管它们是外在地必要的变量，被马克思描述为资本运动中的‘中断’。”[3]
在社会经济方面，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无条件地避免任何关于共产主义是一种虚构不再统治实际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回到了实际生活的秩序的观念。正如哈特和奈格里反复坚称的，在虚构资本的疯狂投机中，蕴藏着一种意想不到的解放潜能。因为劳动力的增值过程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关键方面，我们不应忘记在虚拟资本的领域没有增值过程，没有商品的市场交易，没有生产新价值的劳动——因为，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个人自由以商品，包括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自由”交换为基础，虚拟资本的领域不再需要个人自由和自主性；直接的隶属和支配的人际关系在其中回归了。这个推理似乎太形式化了，但是人们可以用一种更确切的方式对此加以详细阐述：虚拟资本涉及债务，而负债限制了个人自由；对工人来说，债务涉及他们的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这种债务限制了他们谈判劳务合同的自由。
所以这里哪有什么解放潜能呢？埃隆·马斯克提出了一套巨大的算法程序，它将比股票经纪公司更好地经营我们的投资，使普通人能够在和亿万富翁相同的条件下进行小额投资。他的想法是，当这个程序可以免费使用时，这将会带来财富更公平的分配。尽管这个想法是有问题的而且模棱两可的，但它的确表明了股票交易游戏根本上的荒谬性。如果一套巨大的算法可以比人类做得更好，股票交易可以变成一个自动的机器——而且，如果这可行，私人的股票所有权也将变得无用，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将不过是一台能最优化地分配资源的庞大AI机器。这就描述了极端的金融资本主义如何能够开辟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意想不到的道路。
然而，虚构运作在拉康所说的大他者的空间，即象征秩序之中，主体在象征秩序中的异化和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异化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区别。如果我们坚持两种异化的同源性，就会陷入两个对称的困境，这是我们必须避免的：一个观点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异化是不可削减的，因为象征性的异化是主体的构成要素，同时相反的观点是，象征性的异化可以以同马克思所设想的克服资本主义异化相同的方式被废除。问题并非在于，象征性的异化是更基础的，即便我们废除了资本主义异化——这是更灵活的——也将会持存。一个将会克服象征性异化并成为象征性宇宙之主宰者的自由行动者，也就是说，不再被置入于一个象征实体中的主体形象，只有在资本主义异化的空间，即一个自由个体在其中交互活动的空间中，才能够出现。让我们根据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试图详细阐述“那克服了讽刺性异化的通往一种后现代的承认形式的方式。这是关于信任的重新集体化的承认结构。”[4]的观点来指明象征性异化的范围。布兰顿说：
[这]可能是{黑格尔]思想中最具有当代哲学趣味和价值的部分。这部分是因为他把深刻的政治意义归结为用整体表达取代原子性表示的语义模式。[…]这将引向一种新的相互承认的形式，并开创精神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信任的阶段。[5]
这里的“信任”是指对伦理实体（“大他者”，一套既定的规范）的信任，伦理实体没有限制反而支撑起了我们自由的空间。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布兰顿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经典区分给出了他自己的解读：消极自由是指从主流的规范和义务中解脱出来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导向对一切积极规则的一般化的讽刺性的疏离（我们不应该相信这些规则，它们只是戴在特定利益面孔上的假象），而积极自由则是通过我们对一套规范的遵守而敞开空间并获得支撑的自由。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语言使个体得以掌握它并生成无限多的句子——这是通过我们对语言规则的接受而获得的表达的积极自由，而消极自由只能引向讽刺性的异化。但是，讽刺的、讽刺性的疏离的自由，不也是基于一种对规则的深层接受的积极自由的形式吗？像讽刺性的异化这样的东西，难道不是那些真正掌握一门语言的人所固有的吗？我们举爱国主义为例：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不是一个狂热的信徒，而是某些经常对自己的国家发表讽刺性言论的人，且这种讽刺自相矛盾地证明了他对他的国家的真正热爱（当事情变得严重的时候，他就准备好了去为之战斗）。为了能够发表这种讽刺，我必须比那些以完美而不具讽刺性的方式言说的人，更深刻地掌握我的语言规则。人们甚至可以说，真正掌握一门语言不仅意味着知道规则，而且知道元规则，元规则告诉我如何去打破明确的规则；它并非意味着不犯错误，而是意味着要犯正确的错误。这对于将一个给定的封闭群体整合在一起的习俗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旧时代，当还有一些学校在教普通人如何在上流社会行为举止时，这些学校通常是一种惹人生厌的失败：无论他们教给你多少行为举止的规则，他们都没法教给你那种规约着统治者的微妙的违规行为的元规则。而且，谈到表达性的主体性时，人们可以说那种主体性只有通过有规则的违反才能出现在言语中——没有这些违规，我们得到的只是平淡的、非人化的言语。
那么，如果我们以相似的方式设想一下共产主义会怎么样呢：例如把它想象成一种促进了积极自由的新的伦理实体（一套规则框架）？或许我们应该这样重新解读马克思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之间划分的对立：共产主义不是自由本身，而是一个支撑着自由的必然王国的结构，是对一个使得我的所有违规性的满足成为可能的目标的重要承诺。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个自身透明的、没有异化的秩序，而应是一个“好的”异化的秩序，一个我们依赖于稠密而不可见的、支撑着我们的自由空间的规章网络的秩序。在共产主义中，我应该被引导着去“信任”这个网络并忽略它，专注于让我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东西。象征性实体中的这种基本异化在斋藤幸平（Kohei Saito）的《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6]中被忽视了，这本书是不落入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本体论窠臼而思考人类如何置身于自然之中的最新、最具一致性的尝试。在他对人类生活的前资本主义基础的探究中，他假定自然和人类间的新陈代谢过程是资本运作过程根植于其上的基础。这种新陈代谢被寄生于其上的资本所扭曲了，所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自然的新陈代谢和资本之间的矛盾——自然抵制资本，它为资本的自行增值设置了界限。因此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发明一种新的社会新陈代谢形式，这种形式不再是由市场调配的，而是以人的（理性地计划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斋藤是深刻地反对黑格尔的：他所持的定理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无法思考资本的自然界限，也就是说资本的自我运动根本不能完全“否定”/整合它的被预设的自然基础：
马克思的生态学在解释“自然的普遍新陈代谢”和“人类和自然间的新陈代谢”的物理和物质维度如何被资本的增值过程所修改并最终扰乱时，涉及了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和超历史方面的综合。马克思的分析旨在揭示资本通过裹挟自然而占有自然的界限。（第68页）
马克思没有讨论资本在抽象的形式方面对自然界的裹挟。他感兴趣的是，这种裹挟不仅是形式上的，而是逐渐改变了物质基础本身：空气被污染了，滥砍滥伐，土地枯竭失去肥力，等等。斋藤在这种裂痕中正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旦社会生产被纳入资本的自行增值过程的形式之下，这个过程的目标就变成了资本的扩展了的自我再生产，即累积价值的增长。并且，由于环境最终被算作只是一种外部性，破坏性的环境后果被忽略了，它们不算数：
资本与自然力量和资源的有限性相矛盾，因为它有着朝向无限自我增值的驱动力。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矛盾，马克思的分析旨在辨明资本积累在物质世界中的无限动力的界限。（第259页）
因此对斋藤而言，生态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他人生中的最后几十年，广泛地阅读了关于农业的化学和生理学的书籍。（马克思转向农业的生理学和化学的原因是清楚的：他想要研究新陈代谢的生命进程，不致陷入以浪漫主义的“生命力”的措辞来设想资本之前的生命的陷阱。）斋藤的核心前提是这个“矛盾”无法用黑格尔式的术语来予以把握——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取笑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在处理社会形态（有时以一种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极端崇拜的态度）”（第262页）。但是我们不能以一种如此轻易的方式摆脱黑格尔。当马克思写下资本的最终屏障是资本自身（见《资本论（第三卷）》第15章，标题为“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屏障是资本自身”（“Die wahre Schrank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ist das Kapital selbst”）——我们应该准确地把握黑格尔的含义并且明确地区分Schranke和Grenze：Grenze指的是一种外在的限制，而Schranke代表一个实体的内在屏障，代表它的内部矛盾。比如说，在关于自由的经典例子中，我的自由的外在限制是他人的自由，但它的真正的“屏障”是这种自由概念的不充分性使我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对立了起来——正如黑格尔所说，这种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而马克思的整个观点是资本不只是被外在地限制（于无法被无限压榨的自然），而是内在地被限制于它的概念之中的。
生态学导向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应该采取哪种与黑格尔相关联的模式呢？当克里斯·亚瑟（Chris Arthur）说“黑格尔的逻辑学的适用性正在于，它指责对象是一种倒置的现实，系统性地从它的承担者那里异化出来”[7]，他由此提出了“黑格尔的逻辑学是资本的逻辑学”这一最简明的说法；黑格尔的逻辑学能够运用于资本主义这一事实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一种扭曲了的异化秩序。或者，如约翰·罗森塔尔（John Rosenthal）所提出的“马克思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对象领域，其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倒置关系，组成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在事实上所获得的独特原则”：“‘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全部谜团就在于此：[…]自相矛盾地是，恰好是黑格尔‘逻辑学’的神秘公式，使得马克思发现了一种合理的科学应用。”[8]简言之，尽管马克思在他早期对黑格尔的批判中，把黑格尔的思想拒斥为一种对事物的实际状态的癫狂的思辨性颠倒，但他后来还是猛然觉察到，有一个领域正是按照黑格尔的方式运作着的，那就是资本的流通领域。
回顾一下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思辨性颠倒的主题。普遍性就是真正存在的特殊对象的一种属性，但是当我们作为遭受着商品拜物教时，商品的具体内容（它的使用价值）似乎呈现为它的抽象普遍性（它的交换价值）的一种表达——抽象普遍性，价值，呈现为一种相继将自己化身为一系列具体对象的真正实体。那就是基本的马克思主义论题：它已经是像一种黑格尔的主体-实体那样，像一种经历了一系列特殊化身的普遍性那样运作的商品所构成的实际世界。
在马克思的解读中，资本的自我产生的思辨运动也表明了黑格尔的辩证过程的一个决定性的界限，这是黑格尔未能把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勒布伦（Lebrun）提到了马克思（特别是在他的《大纲》）中所展示的资本的“迷人形象”：“一个好的无限性和坏的无限性的骇人的混合体，好的无限性创造了它的增长的前提和条件，坏的无限性永不休止地克服着它的危机，并在自身的本性中发现了它的限度。”[9]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指涉是模棱两可的，在把它作为资本逻辑的神秘表达和革命性的解放过程的模型之间摇摆不定的原因。首先，存在着作为“资本逻辑”的辩证法：商品形式的发展和从货币到资本的转换都是用黑格尔的术语清楚地阐述出来的（资本是货币实体转化而来的其自身再生产的自我中介过程等等）。其次，存在着关于无产阶级作为“实质匮乏的主体性”的黑格尔式概念，也即，关于从前阶级社会到资本主义作为主体逐渐与客体条件相分离的历史性进程的宏大的黑格尔式规划，所以对资本主义的克服意味着（集体性的）主体重新占有它的被异化了的实质。黑格尔的辩证矩阵既充当资本逻辑的模型，也充当对它的革命性克服的模型。
所以，再一次地，生态学导向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应该采取哪种与黑格尔相关联的模式：黑格尔辩证法作为革命进程的神秘表达；作为颠倒的资本逻辑的哲学表达；作为新的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唯心主义版本？或者我们应该简单地声称（像阿尔都塞那样）马克思只是“玩弄”了黑格尔辩证法，他的思想完全异质于黑格尔？还有另一种模式：这是一种对黑格尔的辩证过程本身的不同解读，区别于对这种过程的主流观点，把这种过程视为对实质内容的逐渐的主体性占有。数十年前，在现代生态学的早期，黑格尔的一些清醒的解读者就指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并不寓含着对自然的绝对占有——与生产性的占有相反，思辨任他者自行其是，它不干涉它的他者。如弗兰克·鲁达（Frank Ruda）所指出的，黑格尔的绝对知识不是一个总体性的Aufhebung[扬弃]——一种将所有现实天衣无缝地整合进观念的自我中介；它更多地是一种激进的Aufgeben[抛弃]的行动——一种放弃，弃绝用暴力手段夺取现实。绝对知识是一种Entlassen[释放]的姿态，是对现实的释放，任其立足于自身状况自行其是，并在这个意义上，它终结了通过无限劳动去占有他者这种永远抵制其把握的东西的努力。劳动（和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化控制）是一种黑格尔称之为“虚伪无限性”的典型例子；它是一种无法得到实现的追求，因为它以主宰他者为前提，而哲学思辨则是安宁的，不再被他者所困扰。
这将我们带回到虚构的主题。这种释放现实，任其立足于自身状况自行其是的姿态，意味着我们接受现实自在地所是的样子，隔绝于象征性虚构的网络吗？事情在这里变得更复杂了。对黑格尔而言，这种“任其自行其是”的形式是知识，科学知识（这个词在他的意义上的用法），这种知识不会和它的对象相混杂，而只是观察它的自我运动。科学知识观察到的不是自在的对象，而是自在对象和我们的虚构之间的交互作用，在那里虚构是自在性的一个内在的部分——马克思也是如此，对他来说，如果我们删除虚构，社会现实自身就会瓦解。然而，今天的实验科学，展示了一种与黑格尔相对立的面向对象的立场：不是一种冷淡地观察着对象在与虚构的相互作用中自我运动的立场，而是一种积极地介入对象和技术性操纵，甚至（通过生物基因突变）创造新的对象的立场，同时这种立场指向了对象自在的，独立于我们同其进行的交互作用的样子。我们以脑科学为例，它是当今科学的典范：神经生物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喜欢破坏我们作为自主的自由主体的共同感受，宣称主体自由是一种虚构——在现实中，我们的大脑活动过程自在地完全是由神经机制所决定的。黑格尔对此的回答是是的，自由内在地关联于虚构，但是是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引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中非常著名的一段话：
分解的活动是知性的力量和工作，这是最惊人、最强大的力量，或者说绝对的力量。这种自我封闭的圆圈，像实体一样，把它的各环节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直接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是，这样一种偶然性，脱离了限制它的东西，脱离了只有在它与他者的关系中才受约束和成为实际的东西，就应当获得它自己的存在和一种独立的自由——那就是否定的巨大力量；它是思想的能量，纯粹的我的能量。[11]
知性的力量就是撕裂一个人内心中现实地相互从属的东西的力量——简言之，就是创造虚构的力量。人们应当注意到黑格尔这段话中的一个关键细节：这种力量不只是人类自由的基本形式；它是当一个对象自身被从它的生活环境中撕裂下来，并由此取得自身的一种独立存在时，获得的一种“独立的自由”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只是在我们的内心中发挥作用，而现实仍然自在地保持不变吗？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处理萨特关于自在存在的现实和作为自为存在之漩涡的意识之间的对立的一个新版本吗？我们应该在此回顾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7章中对人类劳动的定义：
蜘蛛所做的工作与织布工的工作相似，而一只蜜蜂所建造的蜂巢会使许多人类建筑师自愧不如。但最差的建筑师和最好的蜜蜂的差别在于，建筑师在他用蜂蜡构筑蜂巢前，就已经在内心中将它建造了出来。在每一个劳动过程的最后，都出现了一个已经被工人在最初就已经构想好的结果，因此这个结果是已经观念地存在着的。[12]
这些想象——虚构——当然不只是在工人的头脑里；它们涌现于工人们的社会-象征性的交互活动中，而这是以“大他者”，象征性虚构的秩序为前提的。所以“大他者”是如何与外部现实相关联的（如我们所经验到的）？这正是那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止步了。
注释：
Rebecca Carson, ‘Time and Schemas of Reproduction’ (manuscript).
Carson, ‘Time and Schemas of Reproduction’.
Robert Brandom, A Spirit of Trust: A Reading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501.
Brandom, A Spirit of Trust, p. 506.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7). Numbers in brackets refer to the pages of this book.
Luca Micaloni and 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Logic of Capital. Interview with Chris Arthur’, Consecutio Rerum, vol. 3, no. 5 (2018), p. 482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www.academia.edu/38109734/The_Logic_of_Capital._Interview_with_Chris_Arthur last access 28 January 2021).
Quoted from https://www.academia.edu/3035436/John_Rosenthal_The_Myth_of_Dialectics_Reinterpreting_the_Marx-Hegel_Relation.
Gerard Lebrun, L’envers de la dialectiqu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4), p. 311.
See Frank Ruda, Abolishing Freedom: A Plea for a Contemporary Use of Fatalism (Lincoln, NB: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6).
G. W. F.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8–19.
Karl Marx, Capit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One,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Penguin, 1976), p. 284.
